| 摘要：文章探讨了在不同哲学观的指导下出现的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建构高等教育新价值观有其必要性；高等教育应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存在。 一、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价值观 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作为哲学的范畴，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即客体以自身的属性满足主体需要或主体需要被客体满足的关系。因此，要分析高等教育价值，首先就要明确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客体。 在实践领域，国家通过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学校通过实施高等教育、个人通过内化高等教育效果成为了三类主要的高等教育主体，高等教育这个活动本身的属性及其所能提供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即为高等教育价值关系中的客体。那么，高等教育的属性是什么？何谓“高等教育”呢？ 按教育研究的习惯性思维，高等教育概念通常容易被指认为大学教育、高等教育、第三级教育、中学后教育等一组概念的统称。[2] 在1997年8月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上通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高等教育包括了两个层次（第5层次和第6层次）。这种分类明显突出了高等教育的高端性。美国学者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学问。”[3]这一论断也成为了高等教育在哲学中的逻辑起点。 可见，高等教育这一客体本身所能给予的只是高深学问，这一点从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起源中也能看出来。早期的现代高等教育就是指大学教育，而大学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在12世纪学术大复兴时期，大量知识传入欧洲，冲击了传统的狭隘的“七艺”教育，人们对知识的好奇和追求促使了学术行会组织即师生协会的产生，进而形成了自由、自治的传统大学。 因此，对知识的传授和继承是高等教育最初产生的原因，也是其本体价值，在此，作为主体的个人对获取知识、培养理智的需求通过高等教育这一客体得到了满足。然而，近千年的发展使高等教育价值不再局限于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兴产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此时，国家也逐渐意识到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的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便大力地投入和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并通过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使其为之所用，于是，高等教育由自觉走向有意识地建设和发展，逐渐成为有目的、有组织地为国家培养相关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作为主体的国家通过高等教育满足了其培养人才进行国家建设的需求。 总之，按照布鲁贝克在其著作《高等教育哲学》中的分类，关于高等教育为何应当存在与发展的哲学理论有两种：一种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认为学术事业探求知识是为着知识本身的缘故，而与人类的利益无关，主张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为目的；另一种主要以政治论为基础，认为人们探索深奥的知识是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要理解和解决当今复杂社会中的复杂问题，有赖于高等教育所创造的知识和所培养的人才。 于是，基于这两种哲学观的指导，以及在不同的思想影响下，高等教育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学术本位论，强调高等教育的价值在于求知、求真，其他都降居次要地位；个人本位论，即以满足个人或个体需求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价值观；社会本位论，将国家利益作为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为中心；功利至上论，比如，主张高等教育产业化，以经济效益来衡量高等教育的成败得失，培养人才以实用性为主要标准等等。 二、建构高等教育新价值观的必要性 然而，上述四种高等教育价值观都各有其合理性，也各有其局限性： （一）学术本位论 对知识的追求契合了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把传承、探索和发展知识作为第一要务，使高等教育机构如大学维持其自由自治，避免了世俗化和功利化，保证了学术的纯洁性。不过在社会高速发展、知识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时，这种高等教育价值观明显过于狭隘。 （二）个人本位论 它是对个体权利的推崇和对个体地位的维护。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个人对自我的认识不断深入，个人的自我意识也逐渐增强，个人开始将自我的需求诉诸于高等教育，这将有利于个人的个性独立和思想解放。然而，这种高等教育价值观容易使高等教育缺乏共同目标的指引，以致培养的人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自我奉献精神，不利于人的社会性培养，可能导致诸多社会弊端。 （三）社会本位论 强调了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有利于将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加以开发和利用，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其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多方面作用，这无疑满足了各个国家在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时对人才的需求。但是，这种高等教育价值观在目标上过于强调共性，而忽视个人发展的个性和差异，忽视对个性发展需求的必要的引导，容易导致法兰克福学派哲人赫伯特·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即“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 （四）功利至上论 在现代经济社会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是，不管是高等教育的产业化还是将人作为一种劳动力来培养，都使高等教育沦为了一种低俗的经济附庸，而经济以利益至上的原则甚至可能磨灭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 因此，建构一种新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有其理论发展上的必要性，也有其现实意义。那么，到底怎样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才能代表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新发展呢？在当代中国要如何建构高等教育新价值观呢？ 若谈及建国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不得不说它是一直受着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支配、发挥着“工具”作用的。“文化大革命”中它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以后，它又被要求成为“经济建设”的工具。高等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主要表现为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专业，需要什么专业知识就新开设什么课程，导致的结果是：学校围着经济利益转，学生围着实用知识转，专业围着市场行情转，高等教育的三大功能皆产生变异：教学功能弱化（因教学很难带来经济效益）、科研功能异化（科研不再是为了探索新知，而是名利推动下的功利行为）、社会服务功能片面化（读书无用论泛滥，高等教育实用化思想抬头）。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不断膨胀，而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却被日益忽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分析，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功效理性”在发挥作用。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的进程，理性可以分为两种：价值理性和功效理性。价值理性关注的是某些终极价值，这些价值为人类理性所共许，应该无条件接受，而不应计较其效果的得失。与之相反，功效理性则主要考虑两种情况：一种是就一组特定的价值，比较其效果之得失而决定它们的轻重和取舍；另一种是就一个或一组特定目的，考虑如何才是最有效的方法或途径以求其实现。韦伯指出近代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甚至现代行政组织、法律制度等都是“功效理性”的表现。很明显，这种“功效理性”也延伸到了高等教育领域，而其过度发展势必对高等教育价值的全面实现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只有同时发展“价值理性”和“功效理性”，才能促使高等教育的全面健康发展。“价值理性”强调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高等教育研究的是高深学问，对知识的探索能丰富和发展人的理性与智慧。“功效理性”强调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主张选择最高效的方法去开展有效果（在经济社会主要体现为经济效益）的高等教育。 因此，在与个人的关系中，高等教育不但要向受教育者传授生存、发展的技巧，培养其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更要加强受教育者的文化修养，通过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使其成为既能创造物质又能享受精神生活的人；在与社会的关系中，高等教育要为社会的发展服务，应该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通过搞好科研、培养人才、提供咨询等促进社会进步，同时，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高深学问，为纯理论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概言之，高等教育要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存在。 Tags：高等,育新,价值观,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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