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放权始终是教育改革的关键

　教育部26日公布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的试点地区，指定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探索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现形式。 

    早在《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制订时，推进教育管评办分离，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从今年7月颁布的教改纲要最终文本看，这成为着墨最多的改革之一——在管理体制改革部分，明确提到，“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在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部分，则规定，“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明确政府管理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权利和责任。” 

    客观上说，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教改中最难啃也必须得啃的硬骨头。分析近年来教育系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实都与政府、学校、社会、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界定不清晰有关。学校办学千篇一律、千校一面，这与政府部门越权办学有关；教育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学校领导首先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这与政府部门把学校的财权、人事权、办学评价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有关；教师的非教学压力沉重，师生矛盾、家校冲突加剧，这与学校内没有维护教育者、受教育者合法权益的机制有关。 

    然而，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却有诸多现实阻力。依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改革后的政府部门，不能再直接参与学校的办学和对学校的评价（行政评价退出，让位于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而只有作为举办者的投入责任和依法监管学校依法办学的责任，也就是说，这一改革的实质，是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放权。可主导教育改革的，恰是教育行政部门。问题随之而来，教育行政部门能主动放弃手中的权力，将其交给学校（自主办学权）、教育者（自主教育权）、受教育者（监督权、评价权）和社会机构（教育评价权）吗？ 

    回顾过去十年的教育改革，最终都因为这一原因而将轰轰烈烈的改革变为折腾。以高校自主招生为例，始于2003年的自主招生改革试点，是为了探索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可自主招生试点八年来，却一直遭遇各种质疑。自主招生之所以误入歧途，根源就在于政府部门并没有真正把自主权交给高校，而是把自主招生和统一高考、集中录取嫁接在一起，说到底，这是伪自主招生。还有一些“改革”，其结果，无非是进一步强化了行政权力。 

    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必须打破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改革的传统模式。首先，有必要探索建立国家教育和地方拨款委员会，此举旨在改变学校向政府部门讨钱花，政府部门以财权干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情况，否则，财权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学校就不可能有自主权。 

    其次，改革的方案，不能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而应该通过社区教育委员会、学校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的讨论和审议。如果没有社区教育委员会、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则应设立，设立过程的本身，其实就是在探索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这也是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教师教育自主权和社会评价权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