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沛：公立教育制度外的另一束光

敬沛，达罗捷派创始人，她将创新教育引入公立教育体系之外，并希望做一束可以照亮所有人的光。在办学四年，她秉持初心，致力于为学生打造一束光明的未来。

达罗捷派倡导以学生为中心，通过项目制学习培养实际问题解决能力。教育理念注重创新、可持续性和勤奋，使学生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中不断发现自我，探索世界。

敬沛曾在美国常春藤联盟成员布朗大学主修教育政策，毕业后在罗德岛州长办公室和波多黎各新经济智库工作。她的留学经历让她深刻认识到教育方式对个体成长的影响。

回国后，她创立了达罗捷派，将先进的国际教育理念引入中国。敬沛的理念是打破传统，为学生创造更多可能性。此次，她接受了来自BOSS SHOW的采访，并由此谈及了关于教育与未来的畅想。

与敬沛的对话

BS=BOSS SHOW 

JP=敬沛

BS：创立达罗捷派的过程中你遇到过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JP：都很难，所遇之事都是新的，无章可循。构建团队，找最优化的场地，我们精准的生源是谁。我们走的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无论从性质、内容、还是管理上都需要你去创新，所以我觉得最难的事情，可能就是试错后的这种快速的修复，迭代和成长。就因为你不断在试错，不断在突破，所以你永远停留在一个非舒适区，因此你经历挫折是必然的。

BS：你期望达罗捷派未来会是怎样的一所学校？

JP：就个让人能够感受到温度，可以实现理想和抱负，用原动力去对抗这世界上一些冲突的一个学校。作为一个社区来讲，能够服务好这个社区的每一个成员，包括但不限于学生，家长，教职工。我们再往后下一步不去做追随者，尝试能做标准的制定者或者说是可以给大家或其他的学校在办学的过程当中增加启发的这样一所学校。

BS：达罗捷派与国内其他的国际学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JPEDer的基因是什么？

JP：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这种小而精，精而美。正因为这样的规模和机制，所以它有很强的凝聚力。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刚回国时我怀抱着巨大的热忱和相对少的资源切入到这个未知的赛道。达罗捷派是老师，学生、家长们一起并肩建立起来的。从最开始去找场地，到建设学校各个功能的空间，连我们第一次参加招生展会都是学生们和老师一起完成的。我们不是要选择一条最简单的路，而是选择一条相对正确的路。

我们不按常理出牌，遵循以人为本并回归教学和生活本质的这种方式，每件事都是基于真实的需求去做出解决方案，而不是想当然的设置。因此，我们的项目式教学，是植入到我们的基因里的，因为无论何时，问题抛过来就是全员主动的群策群力。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完全没有割裂感，很有凝聚力和爆发力。

BS：达罗捷派怎样既延续美国达罗中学的特色和风格，又能更好地结合中国国情和教育现状的呢？

JP：达罗中学的特色和风格是很鲜明的，包括PBL（Project Based Learning）特色教学，历史遗址上的学校，人文，艺术，环保等方面可持续发展以及创新能力，非常低的师生比，很强的社区凝聚力，引领教育创新的实践校，一直饱有回馈社会和大众的意识等等，所有的这些特质我们达罗捷派全部都延续过来了。

但结合中国国情和教育现状这部分，我们没刻意迎合，我们一直就是个相对突兀的引领者，选择我们本来就是一个非主流的决定。我的想法是要做就去做没有人发现以及没有人敢尝试的事情。比如具有中国特色的，享誉全球的这种国际化的教育目前是稀缺的。这种一流的，全球化的创新教育必须要打开。好在现在有一些学校在慢慢的显现出来，我们大家也都是在守望相助。

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去推动中国教育的国际化，鼓励创变能力的教育。目前，中国解决了短期内这么多人的基础教育的需求，我认为这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做到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作为基础教育的补充，我们希望自己是那一小束光。

BS：你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JP：引用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那句话“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觉得教育本身就是把人最好的一面激发出来。包括管理也是一样的，抑恶扬善。

BS：在中国了解一所学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学校好不好？”你认为一所学校如果是“好”的，那这个“好”的标准是什么？

JP：人群不同，标准也是迥异的。好的国际化教育的学校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行合一，我觉得我们做教育的，从本质上来讲是做服务工作的，不是说你培养的孩子必须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才是成功的。

本质上还是服务好各个环节以及处理和大家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全部都是基于这种关系的处理，包括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社会等等。事在人为，只要把人放到对的位置上，然后承载大家的需求和梦想，并将每个人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我觉得这就是好学校的一个标准。

而且当我们所有人最大的价值放在一起了，有没有可能去给到大家，给到这个社会更多的笑容和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虽然物质很丰富但缺少一些想象力。

BS：达罗捷派现在自己的教学标准是怎样的呢？老师的考核标准又是怎样的？在这个标准里面参与者都有谁呢？

JP：最核心的标准是教学大纲，大纲如何匹配实施，然后又通过哪些项目和活动去完成，不同的节点去做什么。你怎么去通过这些不同的小项目去培养以及评估这些能力。老师的考评也是综合的，包括教龄，学历水准，平常教学时长，然后包括每一个学生的反馈。

我们非常非常看重学生的反馈，每个学期都会让学生去具体的点评每一节课的老师，不是简单的打分，而是非常全面的，比如老师上课有没有挑战性？有没有趣味性？是不是会在课余的时间给到大家定制化的辅导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仅只是反馈者，他们也参与到标准的设计当中，我们的反馈比较多元化一点，不只是自上而下的向下管理，而是相互监督的，甚至是自下而上的。

而且我觉得孩子们真的是特别纯粹的，我们学校很重要的岗位第2轮第3轮的面试，都会有学生加入，比如副校长，就是执行校长的岗位，我就会让他们去参与。因为从我们管理者的角度，往往只能关注面试者之前是哪个学校的校长，他为这个学校带来了多少的口碑或者是生源量，管理水平如何，上一个学校的升学率怎么样之类的，但是学生的角度就会很感性且有趣。

朱丹有一个节目叫《丹程》，有一期讲到她去一个学校担任一天的中文老师，因为那整个学校的筹建都是由学生独立自主完成的，包括招聘。当天学生问了她三个问题，一开始，她提前假设这些孩子肯定会问她的履历。她肯定要回答自己是什么专业毕业，是一名主持人之类的。

结果那些高中生上来第1个问题就把她问住了——“您认为什么是一个教师的灵魂”？第2个问题是——黑与白之间是什么？然后第3个问题好像是说你有没有爱过，然后失去过，最后为什么你还愿意再爱？这真的太有趣了，朱丹当时说如果高中的学生都是一帮这样的孩子，她愿意永远待在那里。

那么说回来，我认为参考学生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本来也是服务于他们的，对吗？然后他们的审美和评判标准是你可以去跟他们一块去探讨和设置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点都是学习，都是从0到1的过程，而且大家在一起就是相互学习，相互成长的。

BS：可以聊聊作为规模最小的国际学校，参加美国学术十项全能比赛获奖的感受吗？

JP：像我们这种创新学校，虽然培养的是未来世界公民，但也没有机会真正的把这些孩子在升大学之前拉平了去跟同龄人做一个横向的对比。

非常想知道当我们的孩子去跟这些最优秀的精英去竞争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但每每有这种赛事，他们总是给予我们很大的惊喜。前期我都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有动力参加，后来他们不但参加了，而且组织和分配的特别好，得到了成长，甚至还拿了名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2020年USAD通识教育新秀学校，团队MVP，11个区域学术单项奖）。

每当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不急功近利的去做教育是对的，我们不按照USAD的标准去培养你，我们不会过早去填鸭你，但他们反而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学习者。他们不需要太多的说教，只需要很好的环境和平台，让他们自主地去发挥，让他们真正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潜能和价值。对于家长，对于教学者来说，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引导，然后什么时候去做鼓掌的人和见证者。

BS:14岁就出国在当时看来还是比较早的，你当时是怎样的心态？父母是处于怎样的考虑后做出的选择？

JP:当时我其实是在比较叛逆的一个阶段，那时候大家都很渴求独立啊，而且是方方面面的独立。我还是很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我觉得只有观世界才能养成很好的世界观。

他们也希望能够把我带到一个更广阔的地方和平台上，让我再出去看看，对世界有一些不同的见识和理解。说实在的，当时出国读书对我来讲是一个必然，因为小时候比较喜欢看书，包括科幻类的，历史的，小说，人物的传记等等，然后就对这种西方的文学，艺术，经济都非常感兴趣。而且我的父母也希望能够培养出有创造力的，有影响力的，国际化的人才，因此，就去了美国。

BS:海外求学这个适应的过程中你自己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有哪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JP:懂得处理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和融合的协作能力。你融合就一定是有一些冲突和排斥性在里面，你需要更好的去吸纳新的东西，才能拓宽自己。宿舍生活，体育竞技，社区活动等都是按照小组进行。在各种小组里你会发现，做一个小组内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不是说你自己是专业最强和最快的那一个，而是你能不能更好地去激发别人身上的潜能，能够凝聚大家的这种愿景。

沟通能力是第一位的，要围绕着4个C去做——Communication (沟通交流)，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Creativity(创造性)，collaboration(合作)，这是在当时学到的最有价值的思考方式。

当时我去美国的第一所学校门口就像联合国一样有好多国旗，但是香港和中国的旗子是分开的，我们当时这群爱国青年就觉得这肯定是要据理力争的，但是也是需要对抗权威的。而且你和香港的学生本来就是朋友，但是牵扯到国土的问题，是不能被侵犯的，你就能看到每个人的特质是什么，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那你能不能团结同胞去圆满的处理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你凭什么能说服别人？比较难的是这个沟通的过程，有的时候也需要求同存异。我很感恩这种多元化的环境的。

BS:对于没有条件和能力上国际学校，现阶段也无法出国留学的孩子和家长来说，你有哪些教育方面的建议或者观点可以分享？

JP: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不管是在哪个城市，哪个国家或哪一个体制和系统内。不要总是想着在这个体制里面，你能获得什么，尽量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给予者，去思考我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国家，这个班级，我能做点什么？多考虑这些，不要过度依赖别人，就是你的独立程度往往决定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的成功绝对不能是因为别人给予了你什么资源和资本。

总有家长问我这句话——你认为天分更重要还是努力更重要？我的回答是以大部分人的努力程度来讲还弥补不了天分，你需要的，是强于别人百倍的努力和付出。所以不要去抱怨自己的成长环境，不要抱怨时运不济，说句玩笑话真的是没有怀才不遇，只有不孕不育。做好你自己，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不要太焦虑，你要去直面应对所有不确定因素。这世界上的大部分失落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却指望别人成为更好的别人。所以家长需要树立榜样，以身作则，有一句英语叫talk the talk, walk the walk（说到做到），家长先做到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尽可能的去积极正面地管教孩子，知行合一。

最后，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他知道自己想要长成什么样子，他是一棵槐花还是一株向日葵，都有他自己的基因密码，所以你不需要过早的去定性他或者是折损了他。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好的土壤，阳光和水分给到他，然后静待花开。

中国的大部分选择国际化教育赛道的家长往往是希望孩子接受一种自己没有受过的教育，但在美国不是这样子的，很多都是有传承的，比如一家三代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很稳定，家长完全知道孩子会经历什么。

所以我们确实在尝试去搭建这座桥，当这两代人之间的桥梁，当中美关系的桥梁，我们配合家长，培养孩子，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很好的协调员。这就是我们的Love(爱)，我觉得我们更像是一个家庭的枢纽。

写在最后

海归应该是什么样子，很难有标准答案；一位校长该是怎样的，这标准又因人而异。但是敬沛无疑是一面坚实的镜子，她通透、明亮，纯粹，她聚集了光与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