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省长“上学不难“论有多大代表性

　　从理论上讲，陈副省长的观点似乎没有大的毛病。在我国，从小学到大学，从农村到城市，基本都不缺乏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学生连学杂费都不用交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觉得上学难呢？要搞清楚谁是谁非，首先要分析一下究竟哪些人在反对“上学不难”论。

　　义务教育阶段，那些“流动人口”肯定是反对这一论调的。所谓的流动人口，其实并不真的是“流动”的，他们从家乡到异乡工作与定居，只是因为没有取得居住地的户口本，便被当地政府贴上了“流动”的标签。标签一旦贴上去，他们就体会到了什么叫“上学难”。也许在陈副省长的理论中，那只能叫“上好学难”——放着家乡的学校不读，非得跑到异地来凑热闹作甚？但陈副省长可能忽视了“人口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地球村”的大势所趋。如果我们承认 “留守儿童”是值得警惕的社会问题，那么就应当认可这些孩子跟随父母就地读书是正当的诉求。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字，我国大约有1.5亿这样的“流动人口”，这显然不是“少数人”。

　　那些失学与辍学的孩子们估计也不会赞同“上学不难”论。尽管从2006年开始，我国从西部地区入手，逐步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但根据教育部这一年的不完全统计，仍有400多万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失学与辍学，占应受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3.74%。现在，义务教育免学杂费的政策已经推广到了城市，但中小学校乱收费的冲动也因此更加强劲，这个冲动仍然会对低收入家庭形成经济压力。

　　进入或面临着到高中与大学读书的人们，不会欣赏“上学不难”论；因为筹不到儿子上大学费用而自杀“谢罪”的辽宁农民孙守军不会赞同“上学不难”论；为了供子女上学而卖淫的那位43岁的福建母亲不会赞同“上学不难”论；为了供弟弟上学而在双休日进城卖淫的那位广东女教师不会赞同“上学不难”论……在同一天的新闻中，“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应允许招收高价生解决大学债务”(《长江商报》3月11日)，所谓的高价生，就是用高学费来弥补高考分数不足的学生，帮助大学还债是他们存在的理由之一。如果这个建议获得实施，无疑还将产生一部分感觉“上学太难”的人们。

　　其实，陈副省长在推出“上学不难”论时，偷换了一个概念：不是“上学难”，而是“上好学难”。但在我看来，这恰恰也是上学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城乡教育投入的不均衡，政府一手创造的“重点学校”之阴魂不散，这些不公平因素导致的学生之间心理失衡，当然会形成心理上的“上学难”。毕竟，谁也不想读“差”的学校，如果政府不能对学校与学校、城市与农村的教育投入一视同仁，政府就是失职的，理应对上学难承担责任。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认为上学难的人绝不是小数目。陈副省长想必忽视了他们。我认为，陈副省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大概没有代表那些感觉“上学难”的群众。如果社会上还存在部分对现行教育不满意的群众，则不仅说明陈副省长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深入，甚至连“上学不难”的理论基础也是靠不住的。这些无论是对于一个政府官员，还是人大代表，都与其身份极不协调。

　　在去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谈到如何解决民生问题时，打了个比方：“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以此类推：眼下，决定上学是否难的，不是那些上得起学的人们，而是那些上不起学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