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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在哈金森工厂》课文阅读

日期:2015-5-20 10:19 阅读:

  1921年4月23日,父亲离开了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来到了巴黎。

  父亲这时已经失学,又已失工,家中带来的钱已经用光,工作一时又找不到,于是,他只好一边向华法教育会领取救济金,一边等待继续做工的机会。

          
  根据法国国家档案记载,父亲从5月到10月的五个月中间,一直领取每天五个法郎的救济金。他领救济金时所用的登记号是236号。

  9月,法国政府决定停止发放给予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10月,父亲和其他学生一样,已经毫无生活来源,面临生活绝境。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巴黎第十区的运河边上,有一家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香布朗工厂(Chambrelent),正要招收一批工人。于是,父亲、他的叔叔邓绍圣和其他学生,共105名,于1921年10月22日进入这家小小的工厂,父亲的编号是二三八。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1月4日,工厂的一批定货做完了,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便遭解雇。他们又失业了。

  父亲曾经说过,他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都是杂工。他这次失业以后,一定是四处努力寻找工作,也可能间或干过一些临时性的杂工。这种没有着落的不稳定的状况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1922年2月,他重新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在蒙达尼附近的哈金森橡胶工厂。

  蒙达尼(Montargis),在巴黎以南,是卢瓦雷省的一个小城镇。这座城镇中世纪时是法国王室的一个居住地,到了19世纪已有13000多人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都很发达。在蒙达尼的旁边有一个名叫夏莱特(Chalette)的小市镇,只有3000居民,但这里有一家老字号的哈金森工厂(Hutchinson),专门生产各类橡胶产品。
 
  1922年2月13日,邓希贤在夏莱特市政府的外国人登记簿中进行了登记,他写明了父母名氏和出生年月,注明来这里以前的地址是“拉加雷纳科隆市(La Carenne-Colombe),德拉普安特街39号”(39,rue Dela Pointe),身份卡上的编号是1250394。

  2月14日,父亲进入哈金森工厂,工号为5370。

  在这里,父亲度过了一段较为稳定的做工生活,并在这里,开始了他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父亲在哈金森工厂被分配到制鞋车间工作,制作防雨用的套鞋。他们每日工作10小时,星期六作半天,即每周工作54小时。新工人实行计时工资,每小时工资学徒期为一法郎,以后逐步增加,熟练后就实行计件工资。这种工作属于轻体力劳动,但要节奏快,适合心灵手巧的人干。郑超麟也曾在这家工厂做工。我去采访他时,他对我讲,他一天只能做十双鞋,而我的父亲则可以做二十多双。像父亲这样工作,一天大约可以挣得十五六个法郎。

  1988年我去法国进行一个项目考察时,曾到蒙达尼去了一下,在工厂人员的陪同下,我参观了哈金森工厂。这个工厂今天仍旧是橡胶制品企业,拥有9000多名职工,在宽敞的庭院右边,父亲当年做工的厂房仍然完好无缺。现在这里楼上作为仓库,楼下也堆满了什物,已不再作为车间使用。这个厂房高大明亮,可想而知比克鲁梭的施奈德钢厂的工作条件要好得多。工厂的陪同人员告诉我,这个工厂一百年前曾经失火,后来由法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家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了这个厂房。就像埃菲尔设计的举世闻名的巴黎铁塔一样,这个厂房也是由钢铁结构建造而成,据说在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金属结构的厂房。回国后我问过父亲,你当年做工的厂房是埃菲尔设计的,你知道吗?父亲还真的不曾知晓。

  据和父亲当时在一起做工的郑超麟回忆,在离工厂五分钟路程的一个小树林中,工厂拨出一个木棚,内有四十多个铺位,专门为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居住。我去法国的时候,工厂的人告诉我,这个木棚早已拆掉了,但我可以想像得出它当年那种简陋的样子。当时住在这里的学生们搭伙做饭,推举两个人作厨师,大家照工厂计时制给他们支付工资,伙食账目公开,每人每日伙食费约三个法郎。早晨咖啡面包,午、晚两餐都有肉吃。房子不需付租金,因而算起来,像郑超麟这样的计时工,每月可剩余一百多法郎。而像父亲他们那样的计件工,便可以剩余大约二百多个法郎。

  当时在木棚中一同居住的,有郑超麟、汪泽楷、李慰农、尹宽等人,最多的是安徽人。1922年6月9日以后,王若飞和他的舅父黄齐生老先生也来到蒙达尼的哈金森工厂做工,也住到了这个木棚里,他和父亲从此相识。此后,他和父亲相交甚深,战争年代还曾互赠照片,作为留念。他送父亲的照片,一直存放在我们的家庭影集之中,“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没收后遗失。

  父亲在哈金森工厂做工时,于8月度过了他的18岁生日。那时的他生活已有着落,工作也不像在克鲁梭时那样沉重,因此大概生活得比较轻松。郑超麟和他同住一个木棚,他回忆道:“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只有18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

  可见,父亲年轻时的性格相当活泼开朗。这种于困难艰苦之中尚能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他保持了终生。

  1922年10月17日,父亲和邓绍圣辞去了哈金森工厂的工作。他们于11月3日离开了夏莱特,填写的去向是塞纳-夏狄戎中学(College de Chatillon-sur-Seine)。但父亲并没有在塞纳中学上成学,原因当然是钱不够。两个月后,也就是1923年2月1日,他又从塞纳-夏狄戎(Chatillon-sur-Seine)回到了夏莱特。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有13人,代表着全国各地50多名党员。图为中共一大会址。

  这次求学不成,使父亲想要继续读书的梦想最终破灭。除了以后曾在苏联进过“中山大学”以外,他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正规学校读过书。他曾经开玩笑地跟我们说,他只有中学文化水平。父亲的知识,都是他在以后的岁月中日积月累地自学而来。他的智慧,也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和切身实践中锻炼而来。

  1923年2月2日,父亲重新回到哈金森工厂。在制鞋车间做了一个多月的工后,他又于3月7日离开了哈金森工厂。他的工卡上注明他离开的原因是“拒绝工作”。

  父亲离开哈金森工厂,并不是因为他不需要做工了,而是因为在1922年,发生了一件决定他终生命运的大事1922年6月,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秋之际,父亲参加了这个组织,成为一名青年团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父亲离开哈金森工厂,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如果说当1922年年初他进入哈金森工厂时,还仅仅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的话,那么,在1923年3月他离开哈金森工厂时,便已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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