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1年4月23日，父亲离开了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来到了巴黎。 父亲这时已经失学，又已失工，家中带来的钱已经用光，工作一时又找不到，于是，他只好一边向华法教育会领取救济金，一边等待继续做工的机会。 根据法国国家档案记载，父亲从5月到10月的五个月中间，一直领取每天五个法郎的救济金。他领救济金时所用的登记号是236号。 9月，法国政府决定停止发放给予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10月，父亲和其他学生一样，已经毫无生活来源，面临生活绝境。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巴黎第十区的运河边上，有一家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香布朗工厂（Chambrelent），正要招收一批工人。于是，父亲、他的叔叔邓绍圣和其他学生，共105名，于1921年10月22日进入这家小小的工厂，父亲的编号是二三八。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1月4日，工厂的一批定货做完了，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便遭解雇。他们又失业了。 父亲曾经说过，他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都是杂工。他这次失业以后，一定是四处努力寻找工作，也可能间或干过一些临时性的杂工。这种没有着落的不稳定的状况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1922年2月，他重新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在蒙达尼附近的哈金森橡胶工厂。 蒙达尼（Montargis），在巴黎以南，是卢瓦雷省的一个小城镇。这座城镇中世纪时是法国王室的一个居住地，到了19世纪已有13000多人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都很发达。在蒙达尼的旁边有一个名叫夏莱特（Chalette）的小市镇，只有3000居民，但这里有一家老字号的哈金森工厂（Hutchinson），专门生产各类橡胶产品。 1922年2月13日，邓希贤在夏莱特市政府的外国人登记簿中进行了登记，他写明了父母名氏和出生年月，注明来这里以前的地址是“拉加雷纳科隆市（La Carenne-Colombe），德拉普安特街39号”（39，rue Dela Pointe），身份卡上的编号是1250394。 2月14日，父亲进入哈金森工厂，工号为5370。 在这里，父亲度过了一段较为稳定的做工生活，并在这里，开始了他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父亲在哈金森工厂被分配到制鞋车间工作，制作防雨用的套鞋。他们每日工作10小时，星期六作半天，即每周工作54小时。新工人实行计时工资，每小时工资学徒期为一法郎，以后逐步增加，熟练后就实行计件工资。这种工作属于轻体力劳动，但要节奏快，适合心灵手巧的人干。郑超麟也曾在这家工厂做工。我去采访他时，他对我讲，他一天只能做十双鞋，而我的父亲则可以做二十多双。像父亲这样工作，一天大约可以挣得十五六个法郎。 1988年我去法国进行一个项目考察时，曾到蒙达尼去了一下，在工厂人员的陪同下，我参观了哈金森工厂。这个工厂今天仍旧是橡胶制品企业，拥有9000多名职工，在宽敞的庭院右边，父亲当年做工的厂房仍然完好无缺。现在这里楼上作为仓库，楼下也堆满了什物，已不再作为车间使用。这个厂房高大明亮，可想而知比克鲁梭的施奈德钢厂的工作条件要好得多。工厂的陪同人员告诉我，这个工厂一百年前曾经失火，后来由法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家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了这个厂房。就像埃菲尔设计的举世闻名的巴黎铁塔一样，这个厂房也是由钢铁结构建造而成，据说在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金属结构的厂房。回国后我问过父亲，你当年做工的厂房是埃菲尔设计的，你知道吗？父亲还真的不曾知晓。 据和父亲当时在一起做工的郑超麟回忆，在离工厂五分钟路程的一个小树林中，工厂拨出一个木棚，内有四十多个铺位，专门为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居住。我去法国的时候，工厂的人告诉我，这个木棚早已拆掉了，但我可以想像得出它当年那种简陋的样子。当时住在这里的学生们搭伙做饭，推举两个人作厨师，大家照工厂计时制给他们支付工资，伙食账目公开，每人每日伙食费约三个法郎。早晨咖啡面包，午、晚两餐都有肉吃。房子不需付租金，因而算起来，像郑超麟这样的计时工，每月可剩余一百多法郎。而像父亲他们那样的计件工，便可以剩余大约二百多个法郎。 当时在木棚中一同居住的，有郑超麟、汪泽楷、李慰农、尹宽等人，最多的是安徽人。1922年6月9日以后，王若飞和他的舅父黄齐生老先生也来到蒙达尼的哈金森工厂做工，也住到了这个木棚里，他和父亲从此相识。此后，他和父亲相交甚深，战争年代还曾互赠照片，作为留念。他送父亲的照片，一直存放在我们的家庭影集之中，“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没收后遗失。 父亲在哈金森工厂做工时，于８月度过了他的18岁生日。那时的他生活已有着落，工作也不像在克鲁梭时那样沉重，因此大概生活得比较轻松。郑超麟和他同住一个木棚，他回忆道：“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只有18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 可见，父亲年轻时的性格相当活泼开朗。这种于困难艰苦之中尚能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他保持了终生。 1922年10月17日，父亲和邓绍圣辞去了哈金森工厂的工作。他们于11月3日离开了夏莱特，填写的去向是塞纳－夏狄戎中学（College de Chatillon-sur-Seine）。但父亲并没有在塞纳中学上成学，原因当然是钱不够。两个月后，也就是1923年2月1日，他又从塞纳－夏狄戎（Chatillon-sur-Seine）回到了夏莱特。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有13人，代表着全国各地50多名党员。图为中共一大会址。 这次求学不成，使父亲想要继续读书的梦想最终破灭。除了以后曾在苏联进过“中山大学”以外，他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正规学校读过书。他曾经开玩笑地跟我们说，他只有中学文化水平。父亲的知识，都是他在以后的岁月中日积月累地自学而来。他的智慧，也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和切身实践中锻炼而来。 1923年2月2日，父亲重新回到哈金森工厂。在制鞋车间做了一个多月的工后，他又于3月7日离开了哈金森工厂。他的工卡上注明他离开的原因是“拒绝工作”。 父亲离开哈金森工厂，并不是因为他不需要做工了，而是因为在1922年，发生了一件决定他终生命运的大事1922年6月，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秋之际，父亲参加了这个组织，成为一名青年团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父亲离开哈金森工厂，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如果说当1922年年初他进入哈金森工厂时，还仅仅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的话，那么，在1923年3月他离开哈金森工厂时，便已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青年。 Tags：毛毛,在哈金森工厂,课文,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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