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教结合是举国体制的有益补充 应从义务教育抓起

        18日，21岁的王宇在深圳大运会男子跳高比赛中名列第四。继“眼镜飞人”胡凯之后，王宇成为清华大学体教结合又一杰出作品。

　　结束深圳的比赛后，王宇说：“这次大运会的成绩应该能达到85分吧，2米24至少证明我不比专业运动员差。”

　　的确，“清华制造”的王宇至少在成绩上已经跻身全国顶尖水平。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体教结合之路以来，高校已成为我国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一支有生力量。不仅仅在大运会，在亚运会、奥运会的竞技场上，都闪耀着体教结合产物的身影。

　　但遗憾的是，由于体制方面的不完善，我们的教体结合一直在跛足前行，体育与教育仍然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结合方式。

　　举国体制的有益补充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系统形成了从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的运动员培养模式，绝大部分运动员从小就脱离了系统的文化学习而接受集中训练。这套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运转较为顺畅，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其弊端开始显现。这种专业选手培养体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缺失，导致运动员在文化知识、谋生技能等方面与接受正规教育的同龄人相比有很大差距，退役以后就业难。中国体育虽有金字塔塔尖，但金字塔的底座却处境堪忧。

　　1985年，一次学校课余训练工作座谈会后，国家体委和国家教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学校开展业余训练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通知》，摸索建立一个除传统体育系统培养运动员渠道外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体育人才培养新体系。1987年，教育部和国家体委联合下文，在高校中试办高水平运动队。中国的体教结合之路由此出发。

　　2003年，国家将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外联和组团任务由国家体育总局移交给教育部，使得推行近20年的体教结合有了一个支撑点。从此，越来越多在校就读的大学生选手取代专业运动员，代表中国走上大运会赛场。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杨立国介绍说，近几届大运会中国代表团从高校选拔的运动员比例不断扩大，在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项目上，已经基本上由在校大学生选手出战。

　　2005年土耳其伊兹密尔大运会，清华学子胡凯勇夺男子百米金牌。作为地道的“高校制造”，胡凯以同样出色的运动成绩和学业水平，证明高校也可以培养体育尖子。“清华模式”为体教结合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样本。

　　上世纪80年代，清华附中开办马约翰班，招收体育特长生。如今，马约翰体育特长班已成为清华高水平运动队的重要选才基地，清华近1／3的学生运动员都出自“马班”。除了“马班”，清华大学还有一条选拔体育人才的途径，那就是每年1月面向全国高中生举行的体育冬令营。被挑中的孩子和普通学生一样要参加全国高考，不过他们享受一定的降分政策，考试成绩达到相应标准后可被录取。胡凯就是在2001年以582分的高考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的。

　　与清华田径队一样，复旦大学在“宽进严出”的原则下，脚踏实地地办高水平排球队，也打进了全国排球的最高殿堂－－全国男排甲Ａ联赛。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北理工男足、南开女排也都名震国内体坛。

　　毋庸置疑，体教结合逐渐成为传统“举国体制”运动员培养模式的有益补充。

　　良性循环尚未形成

　　本届大运会代表中国出战男排比赛的是复旦大学男排队，这支纯正的学生军只取得了1胜4负的成绩，小组未能出线。而拥有毕妍、庞丰月、屈珊珊等“国字号”专业球员的北师大女足，则成功夺冠。

　　代表中国参加本次大运会的男足队伍是征战中甲的北京理工大学队，名帅金志扬是这支队伍的教头，尽管八强战不敌日本，但这支队伍收获了尊重。金志扬感叹，足球的根在学校，日本和韩国“至少有五六十所北理工”，在中国，这样的学校太少了。“北理工太孤单了，”金志扬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

　　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认为，我国推行体教结合20多年来，成效与当初的预期差距甚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学习成绩好的，运动成绩一般；运动成绩好的，学习成绩又不行。

　　体教结合，原本着眼于培养文化素质与运动水平“双高”的学生运动员。但多年实践表明，这只是个听起来很美的目标，要达到则非常困难。

　　钟秉枢介绍说，高校招收体育特长生分三种。第一种是无需参加高考直接入学的，这样的学生必须是在国际比赛中取得过突出成绩的国际健将；第二种是国家一级、二级运动员，高考分数只需达到正常入学标准60％左右即可。这两类学生体育成绩非常好，但学习就很难保证了。第三种是高考分数适当降低的学生。这一类学生学习基本可以保证，但运动成绩又很难和前两种相比。

　　要金牌，还是要学习？一些高校艰难抉择的结果，就是吸收由专业运动队培养出的运动员入学。然而，由于文化基础较差，这些运动员上了大学也很难完成学业。即使最终拿到了文凭，大多数人也不敢拿这个文凭去找工作。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挂着学籍不上课，换来的只能是一个“注水”的文凭。

　　而对于更多秉持“体教结合、教育为重”理念的高校来说，出一个胡凯可以，但成批出，就难了。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一共获得15块金牌。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院长毛振明感慨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大学也能出几个奥运冠军，（体教结合）才算成功了。”

　　三大瓶颈

　　影响学校“批量”生产高水平运动员的原因究竟何在？业内人士反映，经费、高水平教练以及体制是三大瓶颈。

　　体育系统各级专业队由政府拨款“包办”，而高校办运动队则要“自力更生”。毛振明表示，教育部下拨各高校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教学和学校的发展建设。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拿出一部分支持高水平运动队，对许多高校来说有点力不从心。由于投入有限，高校运动队在训练条件、装备、后勤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专业运动队。

　　毛振明以其任教的北师大为例说，该校女篮、女足、女橄、田径和健美操五支运动队，去年全年的训练比赛经费加在一起只有10万元，相较于省市专业队一年动辄百万元的投入，简直是“九牛一毛”。

　　此外，高水平教练的匮乏，也是高校体育普遍面临的难题。国内各运动项目最优秀的教练目前基本都在体育系统内，由于重点高校对引进教师的学历要求一般为博士学历以上，而专业队教练大多是运动员出身，有本科学历的已不多见，拥有博士学历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专业队教练员难以进入高校运动队执教。

　　钟秉枢说，清华跳水和北理工足球之所以成绩出众，与聘请了于芬和金志扬这两位一流的教练密不可分，但不是每所高校都有类似的特聘政策。

　　缺钱、缺高水平专业教练的直接后果就是，高校学生运动员的训练效率低、效果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得指望用多于别人的训练时间和强度来弥补。而这既容易造成运动伤病，也侵占了他们的学习时间与精力。

　　如果说缺少经费和教练资源，高校运动队还可以尽力克服的话，对于运动员注册权、参赛权等被体育部门长期垄断这一“先天缺陷”，如果没有体制方面的突破，高校凭一己之力则无法解决。

　　于芬执教的清华大学跳水队曾被视为体教结合的一块试验田，周吕鑫、劳丽诗、何姿、施廷懋等名将都曾在那里训练多年。然而，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一纸公文撤销了“双注册制”（“双注册制”意味着清华队员既可以代表学校参加大学生赛事，也可以代表地方参加体育系统的比赛），引发队员纷纷出走，清华跳水队从此陷入困境。这场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注册风波”，折射出体、教并未真正融合。

　　出路：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

　　北京理工大学男足队教练金志扬说：“如果中国有100个北理工，就是中国足球腾飞之时，但100所北理工需要一千所足球中学、一万所足球小学去支撑。”

　　在毛振明看来，金志扬这番感慨恰恰道出了中国体教结合的未来发展方向。“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的体教结合，才是体育回归教育、体育蓬勃发展的根。”毛振明说，真正意义上的体教结合，应该是高校跟中学、小学直接挂钩，形成教育系统内部的独立培养体系。在这套体系下，青少年选手通过业余时间进行训练，始终不脱离学校教育。

　　美国无疑是这种体教结合的良好典范。在美国，学校是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主渠道，包括迈克尔·约翰逊、鲍威尔、罗切特等世界体坛巨星都是从高校中走出的。但美国奥委会前副总裁斯蒂夫·罗什指出：“大学是培养优秀运动员的高级阶段，中学才是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摇篮。”

　　据了解，在美国，体育是中小学每天必不可少的课程之一。学校积极组织开展各类体育运动，旨在发掘体育人才。进入高中以后，那些在初中展露体育才能的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特长参加比赛，以争取地区甚至全国的排名分，排名越高越有可能获得大学奖学金。而大学在录取这些体育尖子生后，成了进一步培养运动精英的基地。

　　钟秉枢表示，中国要建立起小学－中学－大学的“一条龙”体育人才培养模式，首先要从制度设计上打破“体教各唱各的戏”的困局，将体教结合尽早纳入目前的“举国体制”。

　　具体到实际操作，毛振明建议，根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点，在全国有条件的大、中、小学校中布局各运动项目的“任务学校”，由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共同委派任务，每个任务学校担负1至3个运动队，具有同一项目任务的不同阶段学校通过协议的形式形成输送和接收的“对口联系”，形成各个项目“一条龙”的真正衔接。此外，国家将现在的竞技体育经费以“专项经费”的形式，下拨给各任务学校专款专用，并将参加国际比赛的任务交给各项目的任务学校，遇重大比赛时，任务学校可单独或联合组队代表国家完成国际体育竞赛任务。

　　“这条路的方向没错，只是走通的时间会比较漫长，”钟秉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