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全民“恋考情结”影响高考改革进程

　　这表明，尽管教育部门已经理清了高考改革的思路，但具体的方案和改革路线图仍然难产。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高考改革之难。笔者认为，除了体制因素外，影响高考改革的其实还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

　　由于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缺少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中，因此就更迷恋以公平公正为理想特征的考试，形成了一种历久弥深的“恋考情结”。这一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对高考改革的推进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甚至阻碍着高考改革的进程，应予高度重视。具体说来，可归结为以下四种。

　　第一是恋考心理。恋考心理是在民族心理结构中存在的一种对考试既爱又恨、难以割舍的情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教育与价值教育学会会长周南照曾撰文指出，中国社会“承认一个人的才能主要依据他在国家考试中的成绩，而不是根据家庭出身给他带来的权势和财富”。

　　对政府来说，考试是一种有效的选官和进行教育分流的工具，它特别能够显示政府对公平的价值取向和姿态；对老百姓来说，考试是改变人生道路的机会，向上攀登的途径。尽管这种途径大多时候壅塞不堪。但一旦废止，不仅社会人才队伍因此失去后继之源，人才结构调整也难以合理进行，政府会失去标榜公平的最佳广告牌，整个社会心理结构也会因此失衡，社会的平稳发展难以为继。国家需要考试，民众需要考试，使得千百年来考试成为全中国都关注，全社会都为之动员起来的一件大事。尽管顺利迈过考试选拔小径的人们总是少数，无数考场失意者对考试恨之深切。但一旦失去考试，又绝不答应；而要改革考试，则不轻易答应。

　　第二是统考心理。统考心理是恋考心理的一种发展。既然只有考试才是公平的，那全国统一的考试则最公平，招生计划统一，命题统一，分数线统一，录取统一。不经过统考的招生录取，都是假的或者至少是不可信的。在统一考试中，又只能实行统一笔试，面试是不可靠的——实际上全国统一面试因难度极大被视为根本不可能。纸笔测试之外的考试方式，都因社会诚信不足而不足信，不是“真正的公平”。

　　目前高考基本维持的全国统一考试模式，曾产生了良好的效应。但随着近年高校扩招和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单一统考模式和“以分数为准”的单向评价标准已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关键是，单一的大规模统一纸笔测试往往会经由模式化而走向僵化，它自身有着独特的发展规律和诸多“办不到”——如，创新型人才难以从中考出来，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难以考出来等。

　　第三是投机心理。投机心理在高考中表现为各种作弊行为。尽管作弊不可避免，但如何对待作弊却是衡量一种考试文化的试金石。社会对考试的热衷和关注，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对考试的社会监督氛围，另一方面，由于过于“恋考”，考试在社会成员心中所占地位“超重”，又往往使一些人为获得考试带来的利益而不惜铤而走险，而且社会还形成了一种对作弊既宽容又喊打的奇特现象：宽容往往是涉及自身利害时的宽容，喊打的对象也主要是他人、是“社会现象”。譬如一位父亲为自己孩子高考、工作安排四处奔走，可视为不正之风，但又会被认为是“舔犊情深”的表现；一个考生考场内偷看，可以被看作破坏考试规则，是违纪舞弊行为，但又会被认为是学习负担太重，工作太忙，情有可原。社会舆论之所以对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表现出深切的质疑，也是基于对作弊心理的深刻体察。这也对高考改革的“步幅”产生了影响。

　　第四是伪科学心态。即对待考试的非科学态度，它没有真正将考试作为一项科学的事业来对待，科学办考，努力提高考试的科学性；而是高喊科学办考，实际工作中不愿意真正花费时间、花费人力物力来提高考试的科学化水平，也不愿意真正面对科学公平的考试，更多地是将考试作为一种公平的象征，立在那里作为标志。对考试，只求设立，不管科学与否；只求拥有，不思改进。这种伪科学心态由来已久，也算是一种“文化遗产”。

　　考试对于政府、对于学者来说可能是重要的政策和宏大的理想，但对于考试机构来说就是细节和技术。在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用二十多年推广标准分制度却全面失败，充分说明了考试科学化之路的艰辛。

　　应该注意到的是，伪科学心态对民众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每当高考改革深入到一定层面时，由于“分层施考”、“分类施考”的需要，在高考科目设置、分数解释等方面较之以前稍显复杂时，人们就会议论说“太复杂了”、“无法理解”等等，对改革抱怀疑和不支持的态度。灵活多样的设考原则和路径探索在求简求易的传统思维面前总会很快败下阵来，高考科学化进程更是步履维艰。

　　在上述四种强大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惯性影响下，凡涉及到个性化、多样化的考试方式和录取方式改革，必然招至公平与否、是否腐败的拷问。这种拷问当然是无可厚非的，这正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因为害怕拷问就不敢改革、害怕可能出现的不公就拒绝一切改革，也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