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课本应时变动 鲁迅自在人心

       像往年那样，今年的新版高中语文教科书印行后，再度引起广泛且激烈的争议。绝大多数省份使用的是人教版课本，其新选用的课文35篇，占总量的64.8%。即使广东省自行编订、经教育部审批的新教材，新课文也占了54%。诸如《孔雀东南飞》、《药》、《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等20多篇经典被排除在必修之外。

　　与删减同时出现的是某些课文的入选，比如反映神六飞船上天的新闻，表现典型人物时传祥的报道，以及记录香港回归的通讯。巴金反思“文革”的随笔《小狗包弟》列为新选。柳永、杜甫、辛弃疾和李商隐有新篇被选用。先锋派作家余华有一篇小说登堂入室，主角是与高中生年龄相仿的少年。粤版课本则将鲁迅的《药》换成《祝福》，理由是后者更符合人物典型形象。

　　与很多评论所据的基础事实不一样，有些课文并非是删除，而是因压缩课文总量而转移，比如改为选修，这与弃置有本质不同。但在所有抗议新版课本的声音中，对过度淡化鲁迅作品的不满尤为强烈。这种不满由来已久，尽管出现了渲染论据的情况，却也不是无中生有。至少从教学的焦点上观察，鲁迅正在逐渐偏离课堂的中心，“民族魂”的境遇值得关切。

　　关于选择或剔除课文的详细理由，教材审定部门语焉不详，随之出现了许多联想，乃至于滑向阴谋论的揣测。在主管单位愿意坦诚相告之前，这些推测无法证实，但有一点或可成为共识，亦即：教科书不必一味守旧，而也可以并且应该与时调整。当然，原先的课文影响了一两代人，那些被调整的课文承载着记忆，改教科书相当于“感情拆迁”，反对修订教科书的声音也当受到尊重和理解。

　　教科书影响深远，兹事体大，理应在修订中平衡多方面的诉求。尽管教科书的争论连年不休，这也属于绝对不能破坏的一大原则。怀旧不等于守旧，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改，而要在尊重历史与观照现实间寻找到合适的落脚点。兼容并蓄不等于盲目偏废，是余华还是鲁迅，人们各有倾心，有取舍但不至于无视底线。吸收时事不等于排斥文学，慎用轻快的体裁消解解读的深度与寓意。

　　教科书在功能上承担着教化作用，希望借此实现某些意图。如此，教科书必然被当成各种类型的阐述对象。比如，可以将其作为单纯的文学简介读本，也可看成历史或现实反思的中介。对新修教科书是抱有不忿还是以平常心对待，这取决于教科书在论者心目中的地位。教科书依照文艺学或政治学的理据而变动，容纳看似更多的指向，这与伟大鲁迅的传承并不矛盾。

　　鲁迅淡出教科书，某些修改指令或许难以抗拒。可是，即使鲁迅不在教科书中，鲁迅就会消失吗？答案是否定的。或可乐观的是，修订课本的目的与结果之间并不一致。修订者再怎么强大，也无法像神那样精确地控制结果。推而广之，课文的新旧交替发生在网络时代，这很容易让遮蔽失效。学生有着充分条件去实现自我超越，修改课文应该不会对他们构成严重的困扰。

　　为鲁迅争取教科书中应有的位置，让直抵人心的批判力量恒久传承，无疑是需要的。鲁迅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特定的情境下，鲁迅的价值尤其不可替代，仍要对其抱有信念。教科书在变，人心也在变，不会拘泥于一时一地的情势。因此，对课本修订一事，既不能冷漠地不以为意，也要防止过度阐释。重新发现鲁迅，将争论的视野放宽，有很多事比纯粹的担忧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