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句话并不是泛说，这是我从和他直接接触的感受中所得的结论。 我于一九一五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国哲学门中当学生。蔡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初到北大当校长。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一九一八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我决定直接去见校长。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我推开门进去，看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把一封已经写好的信递过去，他看了信说：“这是好事，当然出证明书。”我说：“请校长批一下。”他提起笔批了几个字，亲切地交待说：“你拿着这个到文书科，叫他们开一个证明书。”我就退出来到文书科去了。我进去和退出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时我想，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几分钟之内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把我引到了这个境界的大门口。 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文书科的人说，你是越级，学校要有处置，我说，“蔡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不是来做官。我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下级，有什么越级不越级的。”我一笑置之。当时大多数的学生及社会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并不是来做官的，当校长并不违反他的“三不主义”（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 一九二二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长的资格到欧洲和美洲参观调查，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学习。在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先生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我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蔡先生。只见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还是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独往独来。他不惊动驻纽约的中国领事，也不惊动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同学们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事务都由接待委员会经理。 有一个中国的中年教育工作者，当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她公开地说：“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学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的面前都成了小学生了。” 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为蔡先生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场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教室内，到会的人很多，座无虚席蔡先生一进了会场的门，在座的人呼地一声都站起来了，他们的动作是那样的整齐，好像是听到一声口令。其实并没有会么口令，也没有人想到要有什么口令，他们每一个人都怀着自发的敬仰之心，不约而同地一起站起来了。蔡先生在发言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的朋友得到了神仙的法术，能点石成金。这个朋友对这个人说：我能点石成金，你要多少金子，我都点给你。这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那个手指头。全场哄然大笑。蔡先生接着说：“诸位同学到国外留学，学一门专业知识，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那个手指头，那就是科学方法。你们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做出贡献。”蔡先生的慈祥诚恳的气象和风趣的言语，使几百个到会的人都高高兴兴地满意而去。 我想他们是应该满意的。他们也享受了一次春风化雨也被蔡先生引到一种精神境界的大门口，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自觉，他们也会这样说。 后来我的学习深入了一步，对于这种精神境界的内容也逐渐有所认识，有所理解，有所体验。我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句成语把它总括起来，这句成语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我很欣赏宋朝道学家程明道的一首诗，诗说：“年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人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自豪雄。”这首诗的第一、二句是说他的生活状况，第三、四句是说“道中庸”，第五、六句是说“极高明”，第七、八句是说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成为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我认为，蔡先生的精神境界和气象是和程明道相类似的。现代的人谁也没有见过程明道，但是，他的学生们所形容的话是有记录的，我是把这些记录和我心目中的蔡先生相比较而说上边那句话的，相信不会有大错。 清朝末年，废除了科举，但到了民国初年科举的余毒还没有清除。人们还是把当时的学堂的等级比附为科举中的等级。人们把县立的高等小学毕业生比附为秀才，把省立的高等学堂的毕业生比附为举人，把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比附为进士。清末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北大的前身。我进北大的时候，北京的人还称它为大学堂，当时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都还认为上北京大学就是要得到一个“进士出身”，为将来做官的正途。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想着，来上学是为了混一个资格为将来做官做准备。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当时法科是一个热门，因为人们认为上法科到做官是顺理成章的，文科是一个最冷的冷门，因为人们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干什么的。 蔡先生到北大首先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这个布告一出来，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陈独秀显然不是一个准备做官的人。在陈独秀身上，人们也逐渐了解文科是做什么的了。 蔡先生在为文科换了新学长之后，又陆续聘请了全国在学术上有贡献的知名学者，到北大开课，担任教师，学生们觉得学校的学术空气日新月异，也逐渐认识到大学是研究和传授学术的地方。在大学中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学术，谁在学术上有贡献，谁就受到尊敬。混资格准备做官的思想逐渐没有了，新的学风树立起来了。当时有一句口号：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受到了批判。其实这一口号所反对的是为做官而学术，这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 照着这个价值标准，蔡先生在聘请教师的时候，不论一个人的政治派别和政治意见，只要他在某一个专业上有贡献，有地位，就请他来开课，担任教师，这就是所谓‘兼容并包”，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必多说了。 兼容并包的另一方面，是对于老、中、青的兼容并包。蔡先生聘请教师，不论资排辈。所聘请的教师中有六七十岁老师宿儒，也有初露头角的青年。在当时的教师中，大多数是、青年，有些学生的岁数比有些教师还大。有一批教师是卯年生的，被称兔子党。在干支轮换的那一轮中，卯年生的人在一九一八年是二十七岁。 在这两方面的兼容并包中，蔡先生把在当时全国的学术权威都尽可能地集中在北大，合大家的权威为北大的权威，于是北大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其权威就是全国最高的权威。在北大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全国也出现了这种局面。 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北大的这种局面是有方向的，有主流的，那就是新文化运动。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先进的人们都承认要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之所长，以救亡图存，但是，究竟什么是西方之所长呢？则有不同的说法，政治上也出现了不同的派别。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到了民国初年，对于西方之所长才有比较全面和深人的认识，认为西方之所长虽有许多方面，但其根本，在于文化，其具体的内容是民主与科学。对于西方的摸索是摸到底了，话也说到家了，所需要的是照着这个线索努力创造中国新文化。这个努力就表现为新文化运动。 蔡先生到北大首先发表的是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明显地支持了这个方向，确定了这个主流。这个布告一发表学生们和社会上都明白了，有些话就不必说了，都不言而喻了。以后，蔡先生又陆续请来了当时致力于新文化的各方面的领导人物，如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使他们聚集到北大，用北大的讲坛发表言论，扩大影响，于是北大就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蔡先生是这个中心的主将。这位主将高举新文化运动的大旗，领导着北大走在前边，影响所及，全国响应。 蔡先生这位主将，在关键性的时刻也亲自出马，亲自动笔写文章。他回答林纾的长信和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写的长序，都是这一类文章的代表作。前者是批判旧的东西；后者是支持新生的事物。 这个运动像潮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到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达到了一个高潮，人们现在都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同义语，这是笼统的说法，详细地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段落，若论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应该从一九一七年初蔡先生到北大当校长那一天算起。 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流风所及，使中国出现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一代英才。用旧日的话说，他是中国的一代宗师，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中国现代的大教育家。 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依我的经验，兼容并包并不算难，春风化雨可真是太难了。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没有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发生那种作用，有了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不发生那种作用，这是一点也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也有人矫揉造作，自以为装得很像，其实，他越矫揉造作，人们就越看出他在弄虚作假。他越自以为很像，人们就越看着很不像。 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 Tags：我所,认识,蔡孑,先生,课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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