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基础教育教材选用程序违规

进入2011年，我国各省教育厅也要开始颁布新的一年的基础教育用书目录，作为各学校义务教育教材选用的指导性文件。按照我国相关法规，各省教育厅应全文转发教育部该年颁布的基础教育用书目录。

但是，《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四川省调研采访时得知，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门所颁发的秋季用书目录不仅没有按照我国相关法规全文转发《教育部2010年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学用书目录》(以下简称“教育部2010年基础教育用书目录”)，而且其出台的程序也违反了教育部下发的教基厅[2005]15号文件所规定的内容。

教材书目随意缩减

在四川省南充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张明理的办公室里，《经济参考报》记者看到了这份2010年4月中旬出台的名为《四川省2010年秋季幼儿园、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义务教材)》的文件，该文件中关于基础教育用书目录的部分删减了大量《教育部2010年基础教育用书目录》的内容，并且在用书目录中规定了某种版本教材的使用范围。以语文教科书为例，除了数目被删减外，在科学教育出版社一栏的后面还赫然标注了其使用的范围：原使用西师版的教材地区。

在删减10科外省市出版社教材书目中，除了西南师大出版社的小学语文教材及北师大的小学英语教材外，其它8科教材均是目前国内第一权威的各学科课程标准研制组(即课改以前所说的“大纲编制组”)编写的教材(研制标准的团队编写的教材)，在四川省均已使用七八年。相比较之下，替换教材不仅在四川省没有使用过，而且在全国的使用省份和使用数量极少。

记者采访了多家出版社，他们表示，在其教材被换掉之时，他们都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地市教育部门和学校只是说“这是上面(省教育厅)的决定”。而作为四川省教材选用实际决策部门的省教育厅也未给出任何理由。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些被指定使用的教材由于不符合当地基础教育实际情况，已经给学生、家长、学校、老师以及当地教育部门造成了较大困扰。很多被换掉教材的地市教育主管部门曾多次向省里打报告，要求换回原来的教材，但都被否决。

教材选用程序违规

《经济参考报》记者发现，不仅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门随意缩减书目、并人为调整已经选定或正在使用的教材现象比较严重，而且教育部文件规定要求成立的教材选用委员会和地市自主选择教材的制度在四川迄今尚未建立。

“我们南充市的基础教育教材选用都是省上统一安排的，我们从‘教改’(教学改革)以后就没有自己选过，四川省教育厅每年发两次基础教育的用书目录给我们，我们原文转发给学校订书用，所有订购的教材必须在省教育厅给我们指定的范围内，至于这些指定给我们地市州使用的教材究竟是怎么选出来的，你只有去问省厅了。”四川省南充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张明理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记者在四川省南充市、遂宁市采访过程中发现，各地市州对于由省教育厅来为他们选定基础教育各学科教材版本已成习惯。遂宁市教育局副局长刘兴明对记者说，“教育部的基础教育教材用书目录到省教育厅会减少一些，而我们地市州则完全执行省里的用书目录的规定，在省里的目录中选用。”在他看来，这项从“教改”伊始就开始走的流程没什么不对的。但记者在咨询教育部后得知，这种做法明显是违反教育部规定的。

《经济参考报》电话咨询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教材处工作人员时得到这样的回答：目前我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选用工作的指导文件是教基厅[2005]15号文件，该文件所规定的“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完整转发教育部《书目》”、“教材的选用工作要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以地(市)为单位进行”，和“各教材选用单位须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负责教材选用工作”等方面，迄今为止仍然在指导着我国义务教育教材选用工作的有效开展。

文件表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选用工作是课程改革实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完整转发《书目》，不得删减或增加。各地应严格在《书目》范围内选用教材，不得选用《书目》以外的教材，包括境外教材。教材的选用工作要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以地(市)为单位进行。在多民族和人口较少的省(区)，如不具备以地市为单位选用条件的，可以省为单位进行。有条件的县(区)和学校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也可自主选用。”

记者还发现，尽管教基厅[2005]15号文件规定：“各教材选用单位须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负责教材选用工作。”但是，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何绍勇和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吉文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指出，目前四川省各地市州并没有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四川省遂宁市和南充市的教育部门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了此事。

利益关系影响义务教育教材选用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周安平等业内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义务教育教材的选用疑受利益关系影响，而不是从实际使用情况角度来考量。一些地方擅自删减《教育部教学用书数目》，容易导致教材沦为地方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

记者了解到，周安平和业内多位专家口中所说的利益，是基于一个庞大的基础教育教材产业市场。据统计，近几年，全国教材和教辅的出版产值达300多亿元。因此，很多出版社都把组织教材编写看作一个难得的机遇。目前，我国已有包括1家民营机构在内的82家出版单位独立投资开发编写了300多个学科的中小学教材。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按照“花钱疏通”才能上书目的潜规则，这些企业都必须年年向省级主管部门上供，而这些钱加起来无疑是天文数字。

针对记者采访到的四川省基础教育教材选用工作中的情况，教育部新闻处有关负责人对《经济参考报》表示，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教材处已经组织专家对文中上述情况进行调研，以逐步完善省级教育部门基础教育教材选用工作，但相关问题现象正在核实中，目前不便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