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生命的历史即是生物与它们的环境互相作用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动植物的形体和习性是由环境造成的。相对于地球的漫长历史，反向作用即生物对其环境的实际影响较小。只有在20世纪极短的时光瞬间中，一个物种——人——才获得了有效力量去改变他所在世界的大自然。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种力量不仅增大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而且其性质亦发生了变化。人类对环境最可怕的破坏是用危险甚至致命的物质对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的污染。这种污染多数是无法救治的，由它所引发的恶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它不仅存在于生物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存在于生物组织中。在当今对环境的普遍污染中，化学药品是辐射线的凶恶但却被人忽视的同谋，它们共同改变着世界上生物的根本性质。由核爆炸释放到空中的锶-90①以放射性尘埃的形式随雨水或漂浮物落到地球上，留在土壤里，进入地上生长着的草、玉米或小麦等植物体内，最后钻进人体，停留在骨骼里直到人死去。同样，喷洒在农田、森林或花园里的化学药品长期留在土壤中，进入活的生物体内，在一种毒害和死亡连锁反应中从一个生物体传到另一生物体；或者随着地下溪流神秘地流淌直至冒出地表，通过空气和阳光的化合作用构成新形式，毒死植物，使牲畜得病，对那些饮用原本纯净的井水的人们造成不知不觉的危害。正如阿尔伯特·施威策②所说：“人甚至连自己创造的魔鬼都认不出来。” 要生成现今栖居在地球上的生物需要亿万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生物不断发展进化，种类越变越多，达到一种同其环境相适应、相平衡的状态。而环境一丝不苟地塑造和引导它所供养的生物，这环境既包含有利生物生长的成分，又包含有害的成分。某些岩石放射出危险的射线；即便在一切生物从中取得能量的日光中，也包含着有伤害力的短波射线。经过一定的时间——不是过了若干年，而是过了千百年，生物适应了环境，达到了平衡。时间是最基本的因素。但在现代世界里人们没有时间去适应世界的急速变化。 人类急躁轻率的步伐胜过了自然界稳健的步履，事物很快发生变化，新情况急剧不断地产生。如今辐射已不仅仅是地球上出现生命之前便存在的岩石隐秘射线、宇宙射线以及太阳紫外线，它更是人类拨弄原子的奇异产物。同样，逼迫生物与之适应的化学物质也不再只是从岩石上冲刷出来由河流带人海洋的钙、二氧化硅、铜以及其他矿物质，它们还有人类的聪明才智所创造的人工合成物，在实验室里配制而成，在自然界找不到与它们相似的东西。 适应这些化学药品所需的时间应以大自然的尺度来衡量，人的短暂一生是不够的，它要求的是若干世代的时间。但即令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内可能奇迹般地实现了适应，也将毫无用处，因为从我们的各个实验室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新的化学药品并投入实际使用。这数字令人震惊，而且它的深层含义不易为人们所领会——单是在美国，每年就有约500种新的化学药品需要人和动物的身体以某种方式去与之适应，它们完全超出了生物学经验的范围。 这些化学药品有许多被用于人类对自然的战争。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逾200种基本化学药品被研制出来，用于杀死昆虫、杂草、啮齿动物和其他现代行话称之为“害虫”的生物体；这些化学药品被打着数千种不同的商标出售。 这些喷雾液、药粉、烟雾剂现在几乎普遍在农场、花园、森林和家庭中使用——这些化学药品能够不加选择地杀死任何昆虫，不论其是“好”是“坏”；能够使鸟儿不再歌唱，鱼儿不再跳跃于水中；能够以一层剧毒物质覆盖在叶片表面或长期滞留在土壤中。而人们使用所有这些药品消灭的目标或许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几种杂草或昆虫。难道有人会相信，可以向地球表面倾泻这么多毒物而又继续使它适宜一切生物生长？这些化学药品不应称作“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 药物使用的整个发展过程似乎卷入了一个永无终点的螺旋。自从滴滴涕①被允许民用以来，逐步升级的过程便开始了，人们得不断寻找更有毒性的物质。这是因为作为对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的绝好证明，昆虫已演化出对人们使用的某一杀虫药具有抗药性的超级品种，于是人们必须发明一种更毒的药剂，接着又发明一种比这种药剂更毒的药剂…… “控制大自然”这一短语是在骄傲自大的心态中构思出来的，它源于尼安德特人②时期的生物学和哲学，当时人们以为自然界是为人类的便利而存在的。应用昆虫学的概念和实践大都发端于那石器时代的科学。如此原始的科学竟已用最现代、最可怕的武器装备起来，这真是我们的一大灾祸。这门科学在使用这些武器对付害虫的同时也在打击整个地球。 Tags：静的,春天,雷切尔,卡森,课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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