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与发现的国家 课文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认识的发展过程中，西欧人很自然地会从现代的科学技术来回溯过去，认为科学思想的发展起源于古代地中海各民族的经验和成就。我们可以从现有的大量文献中看到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家、数学家、工程师和自然界的观察者们所奠定的基础。一些早期的著作，例如威廉·休厄尔1837年所著的《归纳法科学发展史》，全都不自觉地透露出，作者们甚至连其他民族在人类认识自然环境的历程中同样有所贡献这一事实也不知道。以后，人们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的比较成熟的科学思想，曾经受惠于古代埃及人的开拓工作，受惠于肥沃的新月地带各民族，如苏美尔人、巴比伦人、赫梯人等等的辛勤劳动，并对这些史实进行研究。由于环境的关系，欧洲人从麦伽塞因斯时代到麦考来时代都一直和印度的文化有着密切的接触。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能对印度人的成就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这种评价还是很不够的)，不过，在这里存在着许多年代学方面的困难问题，使人们仍然看不到一幅清晰的图景。至于远东的文明、特别是其中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中国文明对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贡献，直到今天还仍然为云翳所遮蔽，而没有被人们认识到。

    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即在古代和中古代，中国人对于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发展，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虽然自从耶稣会传教士在17世纪初叶来到北京以后，中国的科学就已经逐步融化在现代科学的大熔炉之中，但是，人们仍然可以问：中国人在这以后的各个时期里有些什么贡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末，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又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的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和现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这些问题是本书想讨论的问题的一部分。

    在一些普通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土所传出来的古代中国传说时代的纪年表至今仍然在起作用，它使人们把过多的东西看作是东亚发明的。而在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认为任何一种重要的发明或发现都绝对不可能在欧洲以外的任何地方诞生。在我写这一章的几天前，一个正在拍一部陶器制造史的科教片的电影制片人写信来征求我的意见，他认为陶工用的旋盘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这种工具早在黑陶制作工匠以及后来的中国商代人使用它们之前1500年，苏美尔人就已经知道了。与此相似，在过去几年当中，有一些谈到晚期物理学、工程学和制陶业的某些方面的历史的论文，也由于与传说的资料不一致，而被人们不公平地忽视了。反之，在一部1950年出版的关于工艺史的著作中，作者则没有把一些明明是属于中国人的成就归功于中国人，例如，关于中国人最先认识到磁极性、发明火药以及最早制造铸铁等等，在这部著作中都只字不提。中国科学工作者本身，也往往忽视了他们自己祖先的贡献，例如，1952年在北京出版的一部介绍地植物学找矿法的佳作，就没有提到这种技术早在梁代(公元6世纪)就已开始应用。因此，本书的宗旨应当是使所有这一切都摆脱不一的传闻和“公认的看法”的束缚。

    由于现代科学是从17世纪在欧洲兴起的那个运动中诞生的，因此也许有人在评价过去的科学和技术时，会以它是否曾对这个运动作出过直接贡献来作为标准。中国的发现和发明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实际上究竟有多大，还有待研究。可是，即使假定研究的结果证明中国在这方面并未作出什么贡献，那末，是不是有任何理由贬低研究中国的发明创造的价值呢?不管怎样，事情是已铸定了的：世界只有一个。全世界人民必须共同生活在这个由于飞机和无线电的发明而日益缩小的世界内。如果一个人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先驱者们的成就能像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先驱者们的成就那样清楚，那他就必定只能对其他民族的成就给予应有的了解和赞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种新的大同世界的黎明时期。假使人类能战胜那些掌握着空前未有的强权而不负责任的人们所带来的危机，那末，大同世界的观念便能把一切国家的劳动人民团结成一个共同的、合作的社会。这座大厦的柱石就是相互间的谅解。

    今天，虽然有一些“白种人”可能已经放下他们的“包袱”，甚至把它忘记了，然而，难道就没有一些欧洲人，当他们看到现代科学技术已使整个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会常常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归根结底，这一切毕竟是从欧洲的伽利略和凡萨里乌斯开始的，从而得出欧洲人得天独厚的结论吗?这种看法必须加以有益的纠正。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像伽利略和凡萨里乌斯等一类人物之所以都出在欧洲，很可能完全不是因为欧洲人有什么内在的优越性，而是由于欧洲有一些有利的环境因素，而这些有利因素过去没有也不能够在其他民族的不同的地理背景以及受其影响的不同社会进程中起作用罢了。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目前，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多民族集体曾经垄断过对科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各个民族的成就，应该由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赏识，纵情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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