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绍振 歌德曾作著名散文《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竟然引发我的灵感，作《说不尽的狗》。事非亵渎，实出无奈。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的陈德鸿博士请我为他们系作报告，我实在心怀惴惴，因为，在我看来，世界上的事除了中六合彩，翻译最难。难不难在字面上找到适当的对应，而在字面以外的文化意义味，那几乎是不可言传、又很难意会的。比如说，英语中的dog粗看觉得很好翻，狗也。但在英语中，狗是人的朋友，骂人的意思是很少的。\'doglike\'并不象汉语“狗样的”难听，倒是有忠实于主人的意思。\'luckydog\'并不是走狗运，而是幸运儿的意思。 1990年我在德国看到有报导说他们前一年全国增加两万人口，就认为是一伟大成就，乃大肆庆祝。原因是他们那里的人口老有负增长的纪录。我和一个德国教授探讨，他讲了一大车子话，怪新一代德青壮年缺乏家庭责任感，根本懒得生孩子。我反驳说，他们看来还是有责任感的。我看到许多家庭都有一条以上的狗，每天早上把狗屎盆上的小石粒倒掉，晚上带着狗去河边遛。他们还象香港人孝顺孩子一样，挖空心思选择贵族化的名校，训练它们作各种乖巧动作，并且还有考试成绩。我的房东西蒙夫妇的狗菲力克斯带着颈圈皮带的考试成绩是２（最高分是１分），不带皮带也是２分。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贵族狗校文凭一张，不过封面上的照片不是狗的，而是西蒙先生的。西蒙太太很为菲力克斯的文凭而骄傲，把它和自己的结婚证书一起放在一只镶满珍珠的古董盒子中。我大为惊异，突然想起一个波恩大学法律系的中国女留学生告诉我的一句话：德国人养的狗比他们养的孩子还多。我脱口而出复述了这句话后，立刻深深为自己失言而脸红。然而西蒙太太不但没有怪嗔之情反而颇为自豪地说，这就是德国人可爱的地方。 后来我到了美国，也是到处是狗。我颇有雄心地想探究一下美国人养的狗是不是比他们的孩子更多，但查不到统计数字。雄心失落之后，跟着而来的是恶心，美国的狗更骄宠，你一进门，它就扑过来，对你显示那西方美人般的热情，把柔软的然而脏得发黑的前爪伸给你握，完全是一派古典浪漫主义的诗人风范。有时还不以用冰凉的鼻子磨擦你的脸颊为满足，还要像契诃夫在《文学教师》中所写的一只狗那样，在你吃饭的时候把头搁在你的膝盖上，并且把它的馋涎毫不吝啬地留在你特为做客而买的名牌西服裤上。最令人恼火的是你不能粗暴地一脚把它踢开，因为早有同事提醒过你，作客讨好女主人最好的办法是夸奖她家的狗比她家的孩子更聪明。好容易把饭吃完了，摆脱了狗的浪漫友情，逃到沙发上喝咖啡。狗对我的热情大概已经表现过分，也许为了对女主人一碗水端平，乃去“猴”在女主人的大腿上。女主人也乘势将它如婴儿、如情人搂在怀中，作包括亲吻在内的爱抚。我此时一身轻松，狗吐唾也好，狗腥味也好，反正是远观他人嗜痂，陡增自身爱洁之优越感。同时我又不无虚伪地称赞她家的狗很“热情”。回家以后隐隐感觉到自己身上有种可疑的狗腥气，虽把沾有狗唾味的裤子换了，仍然无效。仔细钻研之后，原来那天作客时，我不幸穿的是毛衣，竟把朋友家沙发上的狗毛沾带了回来。花了几个小时才把毛衣上的狗毛肃清。 由于我虚伪地称赞了朋友的狗，此家美国朋友便真诚地又来我的住处邀请我去作客。我出于礼貌把先生、太太让上我的沙发后，就感到恐怖，唯怕他们身上带着的狗毛留在沙发上，但又不得不作出心花怒放的表情，欣然应允；然后绞尽脑汁，到临去前两天声称感冒。然而美国朋友说，可以开车来接我。我急中生智，即兴胡编说我侄儿的未婚妻与一印度的妇人同住，印度发生可怕鼠疫，此种病通过空气传染，得赶紧帮她去检查消毒。自此以后看见那美国朋友就更虚伪地微笑，不过比较费劲就是了。 在虚伪的内疚被时间淡化以后，就不免狐疑起来。为什么爱洁成癖的德国、美国漂亮女人抱着狗亲吻而不觉其脏，而我这个被柏杨先生斥为脏乱酱缸中“丑陋的中国人”竟然天生拥有一种身如菩提、心如明镜的洁净感！ 细想起来，这可能是出于一种汉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历史积淀。狗可能在汉语的原初意味中就包括着卑贱的意思。用不着什么形容，只要说“你这条狗”！就是很带侮辱性的。至于说“狗东西”、“狗家伙”、“狗儿子”。那就更狠毒了。若是说“狗ｘ的”，那就可能引起武装斗争了。在汉人潜意识中，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跟狗一发生联系就坏了，至少贬值了。比如说你的脸长得慈眉善眼的，头部像神佛一样，可是一旦和狗有一点点相似，就叫做“神头狗面”，那就很叫人自卑的了，比瘴头鼠目还低一等。汉人不知为什么那么恨狗，有时恨得专横，只要是不赞成的事加上个“狗”字就能把香的变臭：“狗主意”、“狗德性”。有时则恨到狗的每一个部分，从头到脚：狗头军师，狗腿子；从眼到嘴：狗眼看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从脑到肺：狗头狗脑、狼心狗肺。中国古代解剖学并不发达，但在诅咒狗方面却是大放异彩。庖丁解牛，世称绝技，而以狗骂人，没有一个不是天才，把狗的每一个零件都拿来损人，连狗尾也逃不过：“狗尾续貂”。最不堪的是，小时候曾见狗在街头巷角交尾，竟有人用竹竿把它们从中间抬起来，像听摇滚乐一样听其惨叫。 同为家畜，牛的名誉就好得多了，“牛脾气”说的是耿直，“狗脾气”说是的蠢劣。狗咬人，当然是该谴责的，却被叫做“狗咬吕洞宾”。为什么老天注定狗咬的一定是吕洞宾呢？明明有许多警犬咬的不都是贩毒分子、车匪路霸吗？就算你一个个都是翩翩风度的吕洞宾吧，也不见的是什么好东西，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性骚扰：有《三戏白牡丹》为证。退一万步说，这不算性骚扰，白牡丹是和他自由而公开地恋爱吧，对狗的态度也不公平。马咬吕洞宾、蛇咬吕洞宾、狼咬吕洞宾，不也是妨碍自由恋爱，难道就应该给以诺贝尔奖金吗？ 善良的汉人对狗实在成见太深，而且毫无道理，完全忘了孔夫子的“忠恕”之道。就算是狗有《圣经》上强调的“原罪”，也该允许救赎吧？不，偏偏有一句话，“狗性不改”；这还算是文雅的，还有一句粗俗的叫做“狗改不了吃屎”。哪怕狗抓了兔子，立了大功，其结果还是被放有锅里煮，叫做“狡兔死，走狗烹”。据第一个说出此话的人称，这是规律，那就是活该遭烹！一旦碰巧，狗发了财，中了六合彩之类，没人赞它走了鸿运，而骂走了狗运。其实，鸿运的鸿，并没有什么光彩。鸿，不过是大鸟的意思，这个鸿字，按《水浒》上的读音，是男人与女人最有明显区别的一部分，非到不得已，绝上不了口的。当然闽南人，直接用它来骂人的频率是很高的。 至于狗倒了霉被主人家赶出了门，就被嘲笑为“丧家狗”。弄到了走投无路落了水，够惨的了，该可怜它一下了，但是还不能饶恕。对于落水狗不能手软，要打，而且要痛打。这是有现代文学经典文献作根据的。 这实在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要是在欧美看到湿淋淋的，发抖的狗，如不把它抱起来亲个吻送到“动物流浪中心”去，不但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可能受到动物保护法官的追查。我揣想，不管中国什么人，如果跑到德国莱茵河上去打落水的狗，即使他有很大名气，也是要罚款的，甚至坐洋牢的。不要说狗，就是对被钓起来的鱼，如果有什么中国人在德国开饭馆，像在台湾、上海那样去活活的刮鳞，慢慢破肚，以至于放在油锅里还在跳，那是非被动物保护者把你的房子烧了不可的。德国的法令规定，凡钓到的鱼只许一锤子打死再杀，不许仿效《水浒传》中的阳谷县太爷处死为潘金莲、西门庆拉皮条的王婆那样，用凌迟法，亦即一片肉、一片肉地割到死。 话虽如此，汉人对孔夫子的“中庸”之道还是虔诚的，因而对于狗也不那么绝对地深恶痛绝。在语义形成初期，狗不但和鸡鸭，而且和龙马都是平等的，很受到宠爱的，它和德国人痛恨的龙同属十二生肖之一，即为雄辩的证据。全中国１２亿从人口，平均有１亿属狗。有多少属狗的当了大官，发了大财！有多少属狗有为国损躯、为民请命！有多少属狗的是大慈善家！１９９４年为狗年，这一年有１千多万中国孩子出生，其中将要出现多少英雄豪杰，这是谁也不敢怀疑的。正因为这样，不走极端的中国人，有时对狗比西方人更宠爱，比如把自己的孩子称为“阿狗”之类，存心超英赶美。你把狗当朋友，我却把它当骨肉。最为突出的是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一个看守所长，他对一切所惹他喜爱的令他高兴的人都称为“狗儿子”，连他自己的孙子也不例外。这一点很令我惊异，但这种惊异也并不太持久，因为我后来想起自己也曾把自己视若命根子的唯一的女儿叫作“小狗”，有时还叫作“小笨狗”以示特别亲热。这样一叫就是６年，直到第７年，我女儿突然反抗曰：“我是小狗，你是什么？”我这才如五雷轰顶，由此想到自己身为教授，而且钻研过因果律，居然不知道自己犯了差不多２０００天的逻辑错误，也就是说，骂了自己２０００天，而且骂得乐滋滋的。由此我也体会到一点：自己骂自己，骂得如痴如醉，如同白痴，才有人伦之乐，一旦清醒了，因果律明确了，就只能像《水浒传》英雄初吃蒙汗药那样：“心中暗暗叫苦”。 话回到本题上来，光翻译一个“狗”字，就足以折腾半条命，还敢谈什么比较文学。钱钟书先生曾有浪漫之言：戈培尔博士说，谁要在我面前讲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钱先生说，我要说，许多人连中国文字，西方语词都没有弄清楚，就要什么比较文学，对于这种人，我也要拿出枪来。在场的杨绛女士顺手拿了一把裁纸刀给他说：没有刀，用这个也凑合。 当陈德鸿博士请我去讲比较文学时，我立刻想到钱先生的话，本想带刀去会场自裁的。但是，转而一想，我这么一死，就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大讲比较文化之难了。 于是我决定，还是去讲，不过把风度弄得比较悲壮一点。但既不能像王朔那样装痞子，也不能像某些一捞几十万金的歌星那样玩深沉。 Tags：孙绍振,说不尽的狗,原文,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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