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处罚高考作弊不妨更严些

        要根治考试作弊，需明晰政府与考试组织者的关系，即“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探索建立市场竞争机制。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广东省对高考作弊情节严重的考生，除取消各科成绩外，还将面临禁考1至3年的重罚！这被舆论解读为史上“最严厉”的作弊惩罚。

　　其实，这只是对今年4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版《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下称《办法》)的执行；另外，所谓“最严厉”，是从行政处罚角度进行的评判，而对于考试作弊的处罚，除了行政处罚之外，还有司法处罚。

　　若考生们以为高考作弊，最严重的后果不过就是本次考试成绩无效及最多停考三年，这就错了。按照《办法》规定，盗窃、损毁、传播在保密期限内的国家教育考试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考生答卷、考试成绩，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即便如此，我国对考试作弊的处罚还是偏轻的。一方面，本该进行司法处理的，一些地方只是轻描淡写地进行行政处理，比如，按照《办法》，“代替他人或由他人代替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是在校生的，由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其他人员，由教育考试机构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开除或解聘，教育考试机构按照作弊行为记录并向有关单位公开其个人基本信息。”而在境外，代考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2010年5月，一名18岁的内地学生被请到香港做“枪手”，他持假身份证替香港考生应考美国大学入学试，收取2500港元，后在香港观塘法院以串谋诈骗罪被判入狱半年。

　　另一方面，就是明确进行司法处理的行为，往往也不按司法进行处理，理由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比如，每次国考泄题事件发生后，不是由司法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调查，而是由教育考试部门自行组织调查。而按照我国《刑法》，泄露国考试题，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因此，这根本不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如此执法，就是出台专门的《考试法》，也照样会发生有法不依问题。

　　就这次将停考时间从一年延长到三年而言，字面上看，确实严厉了许多，可是，谁来鉴定“作弊情节严重”？而按照《办法》，就是“作弊情节严重”，也可给予只停考一年的处罚。于是，到头来，《办法》仍可能被现实的人情因素、潜规则所消解。而这正是导致近年来高考作弊防不胜防的重要原因。

　　所以，要治理高考作弊，需要多管齐下。首先，应该加强对考场秩序的管理，今年我国不少地区建立了标准化考点，对整个考场实行实时监控，同时将高考录像保存一段时间。还有必要引入除教育考试部门之外的第三方监督，比如人大、纪检监察部门等。

　　其次，应依照《办法》和《刑法》，对考试违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肃问责。建立司法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事先由教育部门自行调查，再视情节轻重移交司法机关调查。众所周知，不论是考题泄露，还是考场出现里应外合的作弊事件，以及群体性作弊，教育考试部门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仅教育考试部门自身进行调查，是不合适的。

　　再次，打破考试的行政垄断，推进考试的社会化。我国国考的权威性是由行政许可所赋予，考试本身并不面临竞争和考生的选择，这造成考试即使频频出现安全问题，也不影响考试的地位。因此，一些地方的考试组织者只会对上级管理部门负责。有的地方考试部门不启动对作弊的调查，甚至还对作弊进行粉饰，也是出于这种原因。因此，要根治考试作弊，需要按国家教改的精神，明晰政府与考试组织者的关系，即“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探索建立考试的市场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