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校老师六成假期打零工养家

         打工子弟校老师六成假期打零工养家

　　北京部分打工子弟学校老师面临生活重负，低收入高负荷没保障，有的老师白天课堂教书，晚上超市打工

　　12月9日，“新公民园丁奖”即将颁奖，此活动由民间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企业责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新京报联合主办，面向全国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这是唯一一个全国性的面向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评奖活动。

　　“新公民计划”和新京报在调查中发现，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存在低薪、没有福利待遇、超负荷工作、社会认可度低、缺乏专业能力提升机会等问题。

　　在北京，2012年在社管所备案的打工子弟学校有157所，根据师生1：25的比例计算，4000多打工子弟教师仍坚守在老师岗位上。

　　据“新公民计划”今年9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168名受访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中，76.8%没有社会保险；平均周课时数达24.55节，远高于公办校教师每周课时16.03节，而月均工资仅1871.6元，远低于2011年度北京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672元。

　　作为打工子弟心目中“最亲近”、“最尊敬”的老师，他们在艰苦的教学环境中为孩子们默默坚守付出，却一直以来没有走进公众的视线。本报希望通过系列专题报道，唤起社会对这群老师的关注，帮助他们有尊严地生存。

　　课堂“巧妇”

　　用废品搭起学生图书角

　　范艳彬一踏进教室，吵闹的班级会立刻安静下来，30多个孩子齐刷刷掏出课本。

　　每天早上7点40分，金海河小学四年级1班的晨读准时开始。作为班主任，范艳彬一天的教学工作，也从那一刻开始。

　　20多平米的教室里，高低不一的桌椅挤得满满当当，没有讲台讲桌，黑板离第一排座位只有1米远，“师生上课，近距离互动，老师脸上几颗痣，他们都能看得见。”这名40岁的语文老师，用幽默掩饰教室的狭小。

　　和其他打工子弟学校一样，范艳彬就职的金海河小学也是“隐藏”于海淀的城中村，北五环外的一处城乡接合部，顶在一条不知名的小路尽头。

　　招牌早被春天的大风吹落，但小路两边的早点铺、卖菜摊摊主对学校的具体位置“门清”，他们的孩子很多都在那里上学。

　　二层高的矮楼里，一层挤着6个年级的教室，二层是村里外来务工人员的出租房。这里曾是一家公司的办公楼。

　　在这所打工子弟学校，范艳彬已教书4年，每周近30节课。教语文让他感到些许轻松，“至少不用准备教具。”

　　前几年当数学老师，为让孩子们比较圆锥、圆柱的体积，范艳彬连夜利用废旧月饼盒赶制了两个等高、等直径的模型。第二天课上，他让孩子们往里装沙子，看哪个装得多。

　　一年前，范艳彬曾为孩子们作文里贫瘠的词汇发愁，“形容天空都是‘蓝蓝的’，全班的父母几乎都是‘慈祥的’。”

　　他跑到废品收购站，翻出一块三合板，两根废旧桌子腿儿，又拔了一个拖把棍儿，倚着教室墙角的暖气片，搭起一个图书角。

　　最初摆在上面的书，是范艳彬从废品收购站挑拣出来的，一公斤1块5毛钱。

　　“无米”似乎总是困不住范艳彬这名巧妇，上课，他总用“最容易吸收”的方法，来克服练习册的缺乏。

　　11月16日的语文课上，范艳彬讲古诗，诗里的7个生字，他让学生自己编字谜，“君——有羊是群，”孩子们的成果让黑板前的范艳彬不停微笑。

　　调查数据：北京168位受访打工子弟学校老师中，80.3%的老师在工作中因缺乏教具而难以展开教学。

　　讲台之外

　　晚上超市当起“打工仔”

　　教学上的“漏”，范艳彬绞尽脑汁用生活中的“巧”去补，但生活里的“缺”如果光指着教书，往往让他力不从心。

　　即便不出这个城中村，他每月1600元的工资也难以支撑范艳彬一家三口在北京的生活，500元房租占去他工资的1/3，为贴补家用，妻子去北大校门口卖纪念品，18岁的女儿也在超市打工贴补家用。

　　一个月前，范艳彬发现学校附近一家大型超市招人，每月1500元工资。于是，每天晚上6点，超市的食品区，范艳彬有了另一个身份——方便面理货员。

　　站在高架梯上，范艳彬把一箱箱方便面取下来，哪个品牌的缺货，范艳彬就掏出几袋补上，这份工，他得打到晚上10点。

　　11月16日下午5点，范艳彬看着孩子们全部放学回家，匆匆跑回学校附近的家里，划拉了几口女儿做好的饭。不到6点，范艳彬赶去超市。

　　那天，他下了扶梯一转弯，两个男孩朝范艳彬招手，“范老师！”面对学生打招呼，范艳彬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快速往超市走去。

　　“多少有点不好意思。”白天是老师，晚上当打工仔，起初，范艳彬说他心里有落差，“现在习惯了，一样是靠劳动挣钱，没啥丢人。”

　　除了每周一晚上，不用去超市，其余时间，他都要全身心地完成这两份工作，一份用来实现他“灵魂工程师”的职业价值，另一份是一个男人养家的责任。

　　有人问范艳彬，为啥不换个工作，“离不开孩子”是范艳彬能想到的唯一答案。

　　和范艳彬不同，万超(化名)不得不为女儿1000多元的学费离开教师行业，他和妻子黄文革来北京前，都在河南老家当老师。

　　2002年刚来北京，一听说打工子弟学校工资只有700元/月，万超转身走了，“一个大老爷们，我去挣那700块钱，还不够交我闺女的学费呢。”如今，万超在中关村一家公司当库房管理，而妻子黄文革成了大兴明圆打工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

　　从七八百元的工资干起，黄文革换过学校，却始终没离开过讲台，如今工资能拿两三千元。

　　在明圆学校，由于带的是60多人的大班，她的工资算高的。但一家三口仍然只能挤在10来平米出租屋里，房租500元/月。她和丈夫攒下的钱，还要供读大学的女儿和在明圆学校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

　　调查数据：寒暑假期间，受访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中，仅37.5%的老师能拿到平均516元的补贴，剩余62.5%的老师无任何假期补贴，需另找短期工作支持基本生活开销。

　　编外教师

　　“明星”老师屡遭失业

　　虽然辛苦，但也没把范艳彬从干了24年的教师行业里逼走，但他心里总有个遗憾。

　　从河南老家镇中心小学的代课教师，到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任课老师，他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却从来不是教师队伍里的正规军，“我有教师资格证，但始终没进编制。”这意味着，他无法享受国家给教师的一切待遇，而“取缔”却成了他教书史上最不幸的关键词。

　　2003年，在镇上当了15年老师，刚拿到教师资格证的范艳彬，还没来得及转正就下岗了。那一年，国家取缔代课教师，范艳彬说，连教他小学的老师都失业了，“那可是干了二三十年的老教师啊，一辈子，真不值。”

　　但他还是不能放下讲台，在北京海淀新世纪打工子弟学校，他又当上了语文老师，却依旧没编制。

　　“工资不到800元，教室是厂房改的，课桌没油漆，板凳上的木碴都能划破衣服。”但能站在讲台上教书，他认了。

　　4年来，范艳彬成了学校里最有办法带差生班的“明星”老师，一度让成绩最差的班级考出第一，2007年，学校却因无证办学关停，范艳彬再次失业。

　　如今，在金海河小学，范艳彬依旧是名编外老师。

　　新希望学校的副校长徐敏也从未把自己定位为“北京教师”。

　　11年间，徐敏的工资从800元，到如今的4000元，作为一名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这是全部的上升空间”。

　　2001年，来北京之前，他是一所乡村学校的语文教师，月收入400元。

　　“公办教师或乡村教师都是个身份，打工子弟教师在夹缝中，没身份。”徐敏说，北京十年，他并没有过“我是一名北京教师”的奢望，“想都不敢想”。

　　调查数据：69.3%的受访打工子弟学校老师认为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度低，这严重地打击着老师们的自信心与自我的身份认同。

　　高负荷

　　大班额远超公立校

　　和偏低的收入不成比例的，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们所承担的教学重负。

　　在明圆学校任教的7年里，黄文革既是语文老师，又是数学老师，还兼任五年级1班的班主任。

　　她记得给学生上课，班里有48个学生，但随着周边打工子弟学校不断被关停，学生越来越多，目前，她的班级学生总共63人。

　　像这样的大班，明圆学校至少有四五个，“全校40多个人的班基本没有，至少也是50多人的。”

　　按照国家规定，小学班容量标准不得超过45人，2009年北京公办小学平均班容量为31人，打工子弟学校92.7%的小学老师称，其所教班级都超过了31人，“超载”现象、大班额给老师们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人多，意味着老师们批改的作业也多。讲台旁黄文革备课的课桌上，厚厚的一摞作业本，占了桌子的大半边，63个孩子的100多本作业，全看完，需要两节课时间，“有时还得带回家批，备课也都拿回家写。”

　　除了英语和体育，课程表上，都是黄文革的课，“一天都离不开教室。”

　　与公立小学教师比较，北京公办小学教师的每周课时数为16.03节，而打工子弟学校小学教师平均每周课时数为24.55节，是前者的1.5倍。

　　有时，黄文革得充当家长角色，放学后盯着学生写完作业——很多学生家长没时间管孩子，所以不少学生回家不完成作业。

　　每个学期，班里学生就会换上一批新面孔，这也让黄文革颇为无奈，“我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一些好学生，下一学期有可能就见不到人了。”

　　黄文革说，63个学生，从一窍不通到特别优秀，分七八个层次都不止，“有的转校生，5年级了，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背。”

　　43岁的黄文革照了照镜子，发现头上的白发丝丝缕缕地又多了不少，爱人万超比她大6岁，离开讲台的他，一根白发也没有。

　　调查数据：打工子女的高流动性、课业水平差异大、班级人数多和课时任务重，成为学校教师们繁重的工作负担，78.2%的老师为此感到困扰。

　　流动快

　　某校这学期走7位老师

　　“等我们干不动时，谁来养我们？”黄文革一想到这个问题，眼神不由落到儿子身上，“也许只能靠自家的孩子了。”

　　大兴明圆学校校长冯国珍曾是旧宫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拥有国家给教师提供的各种保障。

　　但作为校长，她也无力解决教师的养老保险等福利待遇问题，“打工子弟学校拿不出这么多钱来给老师买保险，他们只能靠拿一点工资养家。做的同样是教师工作，但得到的福利待遇却差距很大。”

　　很多人早早离开了这个“行业”。

　　以行知学校为例，仅今年下半学期至今，行知学校两个校区就走了7位教师，“比往年要快。”

　　校长刘学军介绍，她在行知的13年，每年平均都有5位以上老师离职，有的去了公办校，有的考取公务员[微博]，还有的出国留学[微博]。“对公办老师来说，老师是一辈子的职业；但打工子弟学校，常常是一块跳板。”刘学军平静地说，语气中没有责备。

　　“十年前是800元，现在1000多块，怎么能留住老师呢？”徐敏说，近些年，为保证教学质量，“新希望”招收教师的标准为：“大专以上，有教师资格证。”

　　“但低工资和高水平本身就是矛盾的，”徐敏介绍，为保证教师待遇，学校只能适当提高学费标准，“但又不能提得太多，要考虑生源。”

　　调查数据：受访的168名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中，76.8%的老师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声音

　　要改变现状 政策需先行

　　目前，全国有283万流动儿童没在公办学校就读，打工子弟学校承担了孩子的义务教育，但并没有或很少获得政府的支持，而最重要的支持就是政策上的扶持。政策支持不到位，限制了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学校的发展自然就限制了老师的发展。如果政策足够开放，并给予扶持，经过一定时间，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学环境、福利待遇肯定会有一个向上走的水平。

　　在全国打工子弟学校中，广州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最多，拥有300多所合法化的打工子弟学校，而上海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质量最好，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政策的支持。

　　广州和深圳地区，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开放程度更高，给予打工子弟学校合法身份，使得学校愿意增加投入发展学校，敢做一些更有力度的工作。而北京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随时都可能被关停，学校就不敢投入，只能维持低水平办学，老师的福利待遇、教学环境等自然很难提高。

　　而上海则采取了政府扶持打工子弟学校的模式，给打工子弟学校提供补贴，打工子弟学校每招收一名随迁子女，教委给学校补贴4500元，同时给学校提出了办学要求，这使得学校自我发展提升很快。今年的金粉笔奖推选，上海地区的打工子弟教师挑选更为严格，是以教学比拼的方式，经过专家一轮轮筛选出来的最强者。这样的推选方式却不太适合其他地区。

　　所以，要改变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各方面条件，就需要政府先给一个政策环境。政府本身就有义务教育经费，如果落实到位，这些学校会有明显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