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贫富差距影响最弱的一种学习途径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几位文化界的同龄人在一起吃饭，闲谈中提到10岁左右，各自在做什么？

　　有生长在北京、杭州等大都市的朋友说，他们在少年宫参加合唱队，在什刹海学滑冰，在西湖边写生。而我呢，只能在山野里放牛、砍柴。20多年过去后，彼此能坐在一起，就共同的话题进行讨论，我当然要感谢好运气。但有一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自小我酷爱阅读。在初中时，就将小山村里能借到的书几乎都读遍了。这种兴趣随着年龄增长一直未曾衰减。等我考上大学后，进入到如宝山福海似的图书馆，从无书可读变成任我阅读，渐渐地我的知识结构、眼界识见和那些生长在大都市的同龄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自己为文阅世，与之相比，并不显得浅陋，甚至有他们所未能及的一孔之见。

　　读中学时，语文课文有一篇明代大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文章一开头便说：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待我阅历渐深，才能深刻理解到宋濂年少时读书的艰难，也才能更深地理解阅读，对家境不甚富裕的青少年来说，对其获得知识、开阔眼界、陶冶心灵是何等的重要。

　　一个人降生的地域、家庭不同，其成长的环境会有差异，家境的富裕程度、地域的信息开放程度、父母的人脉状况往往对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渠道有相当大的影响。生于贫寒之家，显然在接受教育方面处于相当的劣势，父母很难将其送到条件好的学校，为其延聘优秀的家庭教师，也必须承认，他们能阅读到的书籍，和生长在发达都市富裕家庭的同龄人，亦有差距。但对贫寒子弟来说，阅读书籍是贫富差距影响最弱的一种学习途径。

　　少年时，我不甚了解“穷文富武”之说的精义，搞不懂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只能学文而不能学武？在我初一时，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当时我酷爱画画，因此成绩下降被母亲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她告诉我，想学画画，家里供不起，我们家的条件就够给你交学费，让你好好读书。——尔后我断了当画家的梦，就按照一般农家孩子奔前程的路径，用功读书考上大学。而今我才明白母亲的苦心，古代的“学武”类似今天的“艺术生”、“特长生”。学武之人，要持续多年才有成就，且无法自修，又食量巨大，家庭需支付昂贵的拜师、营养、器械等费用，就如今天家长送孩子学钢琴、学美术、学声乐一样成本巨高。

　　在中国的秦汉时期，阅读仍然是一种高昂的精神消费。因为当时没有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成文的知识主要刻写在携带极不方便的竹简上，因此世家大族容易垄断知识的传播，太史公能写出《史记》，固然与他的勤奋与天分分不开，但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他和其父司马谈都当过汉帝国的太史令——即国家图书馆馆长，才有机会阅读寻常人家不可能见到的典籍。随着造纸术的产生和活字印刷的发明，到了宋代，图书制作和流通的成本大大降低，贫寒子弟也能购买和借阅到图书，从而进行自修，于是吕蒙正、范仲淹和明代宋濂这样的寒门子弟，能通过艰苦求学、广泛阅读而改变命运。

　　上世纪70～80年代，我在湘中一个偏僻的山乡度过童年、少年时代。那个时候我的家乡信息传播极为不便，当城里孩子追看电视里放映的港台连续剧《上海滩》时，我所在的山村还没有告别煤油灯，遑论看电视了，初三的时候家里才买了一台收音机。对山外知识的获得，除了课堂上老师的讲授外——而我的小学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只能通过阅读了，而山村可以阅读到的书实在是少得可怜。我读的第一本现代小说，是小学四年级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海岛女民兵》——后被拍成电影《海霞》，相当的主旋律，但我看得津津有味，很好奇大海、椰林究竟是什么样子。阅读的第一本古典小说是《西游记》，也是读小学时，这本书是竖排繁体，被人撕掉了几页，大约去当包装纸了。那时连简化字都认不得多少，但硬是将那本繁体字《西游记》读完，自此识得许多“老字”(家乡长辈对繁体字的称呼)，让同学佩服老师刮目相看。我读的第一本外国文学读物是《一千零一夜》，读中学的哥哥从别人那里借回来的，由此至今我对阿拉伯文化有一种亲近感。到了初中，学校阅览室订阅了《当代》《人民文学》《十月》等文学刊物，图书室里也有那么几百册书，总算是能解馋了。

　　尽管由于环境所限，上大学前我能读到的书籍种类非常有限，但“饥者易为食”，在那种饥渴的环境下读书，印象深刻，能将书中的内容很好地吸收，并在以后的岁月不断反刍、回味或重新阅读。如四大古典名著都在初中读完，后来一次次重读，每次感觉都不一样，直到在大学毕业多年后，写出了《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这算是阅读不断深化的一个例子。

　　而读每一本书，感觉都是那样美妙。我现在的书架上有一本购买最早、翻阅最多的书——初二时到县城买的《唐诗三百首》，竖排，岳麓书社出版。我至今还能记起放鸭子时，任鸭子在水田里嬉戏，自己将双脚泡在水中，读着“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这样的诗句，觉得汉语是那样的美，心底里有说不出的熨帖舒适之感，诗意也就一点点在一个南国乡村少年心中滋长……

　　19世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结合得最好的清朝大臣曾国藩，中进士在京做官，写信回家教导几位弟弟：“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放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地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今日乡村青少年，获取书籍的途径比几十年前方便得多，更不用说和清代、明代相比。曾氏所言读书 “何必择地？何必择时？”尤其值得少年读书人的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