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的烦恼：送礼人难受 收礼人为难

      前段时间,李女士一直处于紧张焦虑的情绪当中。“今年的教师节给孩子的老师送点什么呢?”李女士正是为此事发愁。而且,今年教师节恰逢中秋,这个“心意”是不是应该重一点?她一边踌躇,一边不断打听身边的朋友,同时在网络上发帖求助。

　　北京京小出租车公司的王师傅在汽车后座上放了一盒月饼,打算送给孩子老师。他说:“多少是个意思。不指望老师多照顾孩子,但大家都送,我们也不能落下。”

　　也许正是这种“不能落下”的心态,在某网站做的相关调查中,近七成家长表示“愿意送礼”。重庆家乐福超市甚至打出广告“教师节,记得给老师献上购物卡哦”。

　　但是另一方面,老师们却心情复杂,“收与不收都很纠结”。一位教师在网络上发帖号召大家过“不收礼”的中秋,却引来不少网友回复:“别逗了。”

　　在“送礼”和“收礼”的纠结中,折射出耐人寻味的社会心态。

　　送,还是不送

　　送还是不送?大多数家长选择前者,而送礼的原因除了从众,还有担心:不送会不会得到老师的“另眼看待”?

　　某位教育工作者坦言,朋友的孩子入读小学,一天能得到老师三次提问的机会,别的孩子尽管小手高举却不能回答问题。这个“话语权”就是送礼得来的。一位网友表示,孩子升入新班级,要排座位了,趁这个机会送礼也许能排个前面的位置。

　　家住海淀区的朱先生怎么也不能忘记,孩子念小学时,自己给老师准备的礼物往往是贺卡和鲜花,直到有一天,孩子放学后告诉他,老师的一本书里掉出来其他家长送的金项链。从此,他每年教师节都会和别的家长商量,“别人买什么,我也买什么”。

　“去年给老师买了鲜花,今年不送是不是不好?只要开了这个头,就要一直送下去,不然老师还当你对他有意见。”张女士很发愁,她想给老师送盒月饼,却担心大家都送这个,给老师徒增烦恼,“送了等于不送”。想送点贵重的礼物,既怕老师不收,又怕彼此的关系“变了味儿”。记者建议她送孩子亲手制作的贺卡,她认为“也不好”,“没有实用价值啊,送了不等于占地方吗?”

　　一个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接受采访的所有家长都没有亲眼目睹老师接受贵重礼物,“最多是一些吃的”。有的家长表示,曾经想方设法给老师送过一些贵重物品,却被婉言谢绝。那么,教师节的送礼之风是怎么蔓延开来的呢?大多家长表示,因为“听说别的家长都送礼了”。而“别的家长”是谁,则大多说不出来。     收,还是不收

　　收礼还是不收？尽管大多数老师毫不犹豫选择后者,却仍担心有一些“突发情况”。

　　每到过节,这些“突发情况”总会让北京市一零九中学教师高娟感到“有些纠结”，“因为有些家长太热情了”。他们会找到老师,二话不说,把比较贵重的礼物扔下就走。“这种情况一般孩子是不知情的,我又不能让学生拿回去,只好找个机会加倍返还。这是我最纠结的时候。”高娟说,“其实,过教师节我更希望收到自己学生的礼物。教学不仅是智慧的传递,更是情感的交流。当学生把亲手做的小卡片、一朵亲手采来的小花或是一块自己爱吃的糖果拿给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投入的感情有了回应,这是最满足的。”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四条小学教师王志平同样如此。从教二十多年,她认为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是学生的信。她告诉记者:“家长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这反映了家长重视教育、全社会尊师重教的风气。但是,我们希望家长和学生用另外一种手段对教师表达敬意。我特别愿意收到学生的祝福,可以是他们画的一幅画,可以是亲手制作的小卡片,可以是一句简单的‘老师过节好’。我相信,对所有老师来说,这些都是最珍贵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欧阳津刚刚获得“第六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她同样表示,收到学生的来信是她最自豪的事。

　　一位教师在网络上回应“过节不收礼”的号召,并留言:“请大家不要相信道听途说,请家长们相信教师,尊重教师。”

　　如果多一份信任

　“送礼人难受,收礼人为难”,这是一位网友总结的“节前写照”。但为什么大家还乐此不疲呢?

　“又不是缺这点钱,别为了这个让孩子受委屈。”京小出租车公司王师傅说,“老师收不收是她的事,但你送不送就是态度问题了”。

　　北京海淀区校外教育研究室主任吕文清认为:“如果大家都能对彼此多一份信任,这种现象一定会减少很多。如果相信老师,就不会许以利益。总之,不能用不完善的管理制度考验家长和老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撰文指出,香港就没有“送礼和收礼”的风气。熊丙奇认为,在我国内地,教师还是一个地位相对较低的群体,教育部门应依法保障教育投入。同时,他举例指出,在香港的学校管理中,大多学校都有家长教师会,其职责是促进学校与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会员们会选举家长教师会的常务委员会,其中家长委员占半数以上。如果家长对学校有意见,可以向这个委员会反映,从而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还会担心自己不送礼,孩子会被另眼相看吗?”

　“内地教师节家长送礼、教师收礼的纠结,其实是教师和家长权利的缺失所致,教师无法享有法律赋予的教育权利,而家长也无权参与学校的管理和教育的评价。要终结这种纠结,不妨借鉴香港对教师的管理和对学校的管理。”熊丙奇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