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异化的时代病灶

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在武汉面世。该书通过调查披露了我国当前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统计显示，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长江日报》8月25日） 

　　从“一个导师带47个博士”可以管窥我国博士教育“大跃进”的概貌，与国外相比，更可看出其荒谬性。十多年来，全美每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一直保持在4万人左右。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透露，2008年中国大陆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美国只有253所。从单个大学看，美国大学中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700人的只有两所，超过600人的只有6所，而我国已经有多所高校博士生招生数超过1000人，最多的超过了1400人。相比之下，可以管窥我国博士学位授予之滥，更可以看到“一个导师带47个博士”背后的功利和实用逻辑。

　　并且，与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可以说，博士生培养已成为一些高校和机构“圈钱”和提升层次的渠道，更成为当官的捷径，当然也就出现了“博士”异化成“搏仕”的怪胎。

　　“一个导师带47个博士”不仅把师生关系变成了一种“雇佣关系”，更让导师的斯文扫地，“学者不像学者，商人不像商人”就是人们对“老板式导师”的讽刺，从深层次上说，这是当下大学师生关系极度功利化的折射。从本质上说，“一个导师带47个博士”让教师、学生和大学都为之付出了严重的代价：一是师者尊严的降低，二是大学精神的沦丧，三是学生的功利成长。

　　有学者用“泡沫化”形容当下博士生数量急剧膨胀和质量下降的情况，更有人用“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来描述当下博士生培养困境。因此，当面对社会不满、用人单位不满、导师不满甚至连博士自身也不满的怪圈时，惟有理性的追问——谁该为之负责，又该如何负责——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否则，恶性循环将不仅仅是教育界的耻辱，更是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指出：“博士生主要是为培养做教师、做科研的，而不是培养出来当官的”。这是看待“博士”异化成“搏仕”应有的立场。同时，要明白，博士作为学历教育的塔尖，其教育水平不仅反映一国最高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也影响着一国知识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准。这是反思“一个导师带47个博士”的基点。而要做到这些，正视博士“烹饪化”背后的社会情绪——功利化思维的蔓延和实用主义的盛行，则是一种必须。

　　刘道玉先生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指出，博士学位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但是许多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把它当作一种荣誉和身份，当作升官或求职的砝码。现在，研究生教育已经变味，以至出现了烹饪博士。这样的话语是对我们的提醒，但愿社会能读懂“博士”异化为“博仕”背后的时代病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