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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长“上学不难“论有多大代表性
2008-3-16 17:53 |  发布人: 佚名 |  阅读: 6286 | 
在每年的两会上,必然少不了反映“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这类民生问题的声音,但反驳此类声音者,也不乏其人。“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称我国并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问题”(人民网3月11日),其观点无疑是标新立异、语惊四方。在推销其“上学不难”论时,陈副省长兼人大代表如是说:我们从来没有过“上
学难”,也没有过“上学贵”,因为所有的学生与家长,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中学都希望能享受到最优质的教学条件。但好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应该是说 “上好学难、上好学贵”。

  从理论上讲,陈副省长的观点似乎没有大的毛病。在我国,从小学到大学,从农村到城市,基本都不缺乏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学生连学杂费都不用交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觉得上学难呢?要搞清楚谁是谁非,首先要分析一下究竟哪些人在反对“上学不难”论。

  义务教育阶段,那些“流动人口”肯定是反对这一论调的。所谓的流动人口,其实并不真的是“流动”的,他们从家乡到异乡工作与定居,只是因为没有取得居住地的户口本,便被当地政府贴上了“流动”的标签。标签一旦贴上去,他们就体会到了什么叫“上学难”。也许在陈副省长的理论中,那只能叫“上好学难”——放着家乡的学校不读,非得跑到异地来凑热闹作甚?但陈副省长可能忽视了“人口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地球村”的大势所趋。如果我们承认 “留守儿童”是值得警惕的社会问题,那么就应当认可这些孩子跟随父母就地读书是正当的诉求。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字,我国大约有1.5亿这样的“流动人口”,这显然不是“少数人”。

  那些失学与辍学的孩子们估计也不会赞同“上学不难”论。尽管从2006年开始,我国从西部地区入手,逐步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但根据教育部这一年的不完全统计,仍有400多万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失学与辍学,占应受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3.74%。现在,义务教育免学杂费的政策已经推广到了城市,但中小学校乱收费的冲动也因此更加强劲,这个冲动仍然会对低收入家庭形成经济压力。

  进入或面临着到高中与大学读书的人们,不会欣赏“上学不难”论;因为筹不到儿子上大学费用而自杀“谢罪”的辽宁农民孙守军不会赞同“上学不难”论;为了供子女上学而卖淫的那位43岁的福建母亲不会赞同“上学不难”论;为了供弟弟上学而在双休日进城卖淫的那位广东女教师不会赞同“上学不难”论……在同一天的新闻中,“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应允许招收高价生解决大学债务”(《长江商报》3月11日),所谓的高价生,就是用高学费来弥补高考分数不足的学生,帮助大学还债是他们存在的理由之一。如果这个建议获得实施,无疑还将产生一部分感觉“上学太难”的人们。

  其实,陈副省长在推出“上学不难”论时,偷换了一个概念:不是“上学难”,而是“上好学难”。但在我看来,这恰恰也是上学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城乡教育投入的不均衡,政府一手创造的“重点学校”之阴魂不散,这些不公平因素导致的学生之间心理失衡,当然会形成心理上的“上学难”。毕竟,谁也不想读“差”的学校,如果政府不能对学校与学校、城市与农村的教育投入一视同仁,政府就是失职的,理应对上学难承担责任。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认为上学难的人绝不是小数目。陈副省长想必忽视了他们。我认为,陈副省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大概没有代表那些感觉“上学难”的群众。如果社会上还存在部分对现行教育不满意的群众,则不仅说明陈副省长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深入,甚至连“上学不难”的理论基础也是靠不住的。这些无论是对于一个政府官员,还是人大代表,都与其身份极不协调。

  在去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谈到如何解决民生问题时,打了个比方:“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以此类推:眼下,决定上学是否难的,不是那些上得起学的人们,而是那些上不起学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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