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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关系

日期:2009-3-3 09:32 阅读:

    论文摘要: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因产生背景、追求目的、教育理念的不同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但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都是以克服专业教育的狭隘性,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在人才培养体系中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都是以克服专业教育的狭隘性,培养德才兼备、知识广博、个性充分发展的人才为宗旨。但通识教育在我国属于舶来品,与本土创新的文化素质教育存在着诸多的异同。本文拟对两者进行粗浅的分析,以期引起教育界同仁的注意,共同促进我国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
  
  一、通识教育
  
  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通识教育源出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大(Aristotle)力提倡的“liberal education”。亚里士多德主张:最高尚的事业和生活是在免于为生计劳碌和不追求功利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理论的、纯思维的沉思;最高尚的教育应以发展理性为目标,使人的心灵得到解放(自由)与和谐发展,而不是为谋生和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据此,他将知识与学习分为自由的与偏狭的两种。他认为前者致力于理性的发展、心灵的完善,后者则只会有损于人的胸襟和自由精神,从而使人变得粗鄙和庸俗。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理论对后来的西方教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通识教育在亚里士多德提出后,后来又得到了纽曼等人的进一步发展。纽曼(Newman,1801-1890)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把学生从偏见、无知和局限中解放出来。因此,大学的功能主要是教学而不是科研。因此,纽曼主张大学里应该只传授普遍的知识,不应该实行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就是所谓的“绅士”型教育模式。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强,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也有了变化,即科学和技术已逐渐成为高素质的人应掌握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传统大学只重视培养“绅士”型的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传统的自由教育理念被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1945年,美国的哈佛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的报告(即哈佛的“红皮书”)。该报告把教育分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与专门教育两部分。普通教育主要关注学生作为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和公民的人生生活需要。专门教育则给予学生某种职业能力训练。1979年哈佛大学通过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关于共同基础课程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本科生的教育目标:清楚和有效地进行思考;有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正确地评价我们取得的知识;应用知识、认识宇宙、认识社会和认识自身的方法;对道德和伦理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和思考;不但了解本国文化也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至此,从古希腊罗马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自由教育在美国发展成了意义更广、也更完善的普通教育或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发展至今,学术界也渐渐地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通识教育既是大学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又称全人),即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在通识教育模式下,学生需要综合和全面地了解人类知识的总体状况,学生通过融会贯通的学习方式,形成较宽厚、扎实的专业基础以及合理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同时认识和了解当代社会的重要课题,发展全面的人格素质与广阔的知识视野。通识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学有专长,术有专攻,而且在智力、身心和品格各方面能协调而全面地发展;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独立思考以及善于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主动、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通识教育更加注重学生人格的塑造,其次才是专业知识的培养、职业能力的训练。此外,通识教育中的“通”不是通才的“通”(即什么都知道),而是贯通的“通”,即不同学科的知识能够相互通融,遇到问题能够从比较开阔的、跨学科的视角进行思考,收集资料,与人交流合作,达到不同文化和不同专业之间的沟通。
  
  二、文化素质教育
  
  人文素质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理性觉识、理论阐述和实践规范。它包括对人的立身处世的现实规范,也包括对人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的理论升华。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角度来解读文化素质教育,其含义有二:一是“化育”,即不是从外在的角度以政治道德伦理规范去约束人,而是将理想转化为信念,将信念转化为情感,让情感最终支配人的行为;二是将客观知识转化为一种个人的情境化的知识。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产物。
  1952年,我国进行了大学院系调整并效仿前苏联专才教育模式,本科教育曾一度以专才教育为主导,而以人文教育为核心、全人教育为宗旨的通识教育受到普遍忽视。这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合理性,但却给整个高等教育甚至社会风气和时代价值取向带来了偏失和问题。部门办学,学科分隔,重理轻文,专业先行、技术至上,科学主义等现象和观点一度造成知识的盲点,认识上的误区,价值观的错位,甚至理想的危机。[由于缺乏人文素质的培养,造成了理想主义缺失、人文精神匮乏、功利主义,并导致了拜金主义、机会主义、急功近利、技术至上的思潮大行其道。于是,1995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在高等学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并在北大、清华等53所院校进行试点。1998年,教育部成立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并印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并指明,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是指人文素质教育”。2004年教育部颁发《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再次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继续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中国现代
高等教育是从欧、美、日等国移植过来的,中国引进高等教育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近代中国因军事、工业落后而被动挨打的困局。因此,它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授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已认识到仅仅重视传授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做到知识和能力并重。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初显端倪,又认识到高等教育仅仅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是不够的,现代社会更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知识的创新是运用知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而创新人才的培养,就必须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基础上,实施全面的素质教育,实施文化素质教育。
  文化素质教育的推行在我国教育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既
  是一种教育理念又是一场教育实践,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家对中国大学育人理念的理论创新和伟大实践,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文化素质教育都应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三、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比较
  
  (一)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共同点
  第一,两者都高度重视教育的人文性,也可以说,着眼于人,“以人为本”,这是两者基本的相同之处。当今世界主流的通识教育,都将人文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主要内容。我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提出,就是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重理工、轻人文”,即重当前的功利而轻长远人的素质这一弊端的。
  第二,两者都高度重视知识的综合性以及知识的内涵。文化素质教育突出的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强调教育过程中的知识、思维、方法、原则和精神的统一;通识教育强调的是文理知识的整合,在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中,以学科知识为基点,重点突出学科的方法和价值。
  第三,两者都是以克服专业教育的狭隘性,造就具备远大目光、融通见识、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愫的人才为追求目标。
  
  (二)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差异
  第一,两者产生的教育思想背景和各自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
逻辑不同。如前所述,通识教育的思想源头在古希腊,在欧洲;其高等教育发展的逻辑是技术教育进入大学,导致大学专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而专业教育是建立在文理教育的基础上的,同时,专业教育导致了人文教育的弱化和知识整体性的分裂。而文化素质教育在思想上首先是继承了中国教育哲学思想中的两大精髓:第一,在教育本身,高度重视人文教育,重视“做人”教育、重视“在明明德”的教育。第二,在哲学思想方面,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有着重视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重视人本身的思想与行动,即重视人的素质教育的传统,素质被视为更基础、更重要的教育目标,追求对客观知识的个性化理解,“主客一体”。
  第二,通识教育在制度上具有更强的结构性,它是“文理教育+专业教育”这一本科教育构架中的组成部分;而文化素质教育既是本科教学的组成部分(如开设相关课程,提出相关的学习和实践要求),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更具弥散性,它要求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都体现文化素质教育的思想。
  
  (三)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互为补充,相互促进
  文化素质教育不单纯是知识的传授和吸取,它更是一种将知识升华和转化为内在品质和外在能力与气质的教育。通识教育并不简单就是一般的知识教育(这在中西方的通识教育实践中都可以找到显例)。它的特点正在于“通”字——通识教育强调文理会通和古今中外会通;而知识和素质的差别,不应该导致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对立,两者可以合而不同,相互促进。因为,知识与素质固然不同,但较全面知识的深度学习和自主掌握是文化素质教育得以实现的前提,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的人,或者一个文化知识不健全、不扎实的人会有较高的素质。
  文化素质教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素质的综合提高,正是此教育目标使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成为必须和可能。因为实行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对全体学生进行文理通识教育,并以此为渠道奠定全体学生的共同的人文、科学和精神价值基础。贯彻文化素质育人理念的通识教育课程将会为文化素质教育提供更加广阔和坚实的平台。如果我们能从制度和规划
管理上通过纲目明晰,目标明确、定位准确、方法到位的通识教育课程将文化素质教育牢牢地置于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地位,增加投入,从严设计,从严要求,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声誉就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通识教育课程和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就能够相得益彰,双双获得新的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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